刘源张：中国管理学道路 从与经济学的比较说起

　　刘源张

　　受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实在荣幸。不过，在复旦大学这样一个经济学和管理学都负盛名的胜地，以这样的题目作讲演，的确有“班门弄斧”的感觉。

　　中国的管理学走什么样的路，怎样走，到达什么样的地方，我想这是许多同志关心的问题。今天要说的是我平常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说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顺便说，我用的是管理学(management)这个术语，没有用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这是因为后者会有特殊的含义，而前者会概括的多。

　　一、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渊源和差别

　　经济学和管理学有同一位祖师，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有同一部经典，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是通说，见之于各种管理学的论著(如：Stephen P. Robbin Management, 4th ed, 的中译本《管理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24-25)。过了一百二十多年，经济学出了一位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甚至经济学(Economics)这个名称也是他赋予的。管理学出了一位泰罗(Taylor 1856-1915)，他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的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开创了管理的科学研究。不是说，这两位之前，就没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著作。而是说，这两位才是使这两门学科成为两个不同体系的创造者。

　　在斯密那里不分家的认识和讨论，从这两位开始有了明确的分离。首先，研究对象的重点不同了。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管理学研究的是现场。市场是交换产品的场所，现场是创造产品的场所。这一狭义的解释随时代的进展逐渐广义化，因为产品从实物扩展到甚至符号，所以市场和现场也都变得多样化。总之，市场和现场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工作者必须区分明白的基本概念。

　　其次，研究观点不同了。经济学的研究是抽象的，管理学的研究是具体的。因此，经济学家在研究市场的时候，他可以不必到超市去，在研究企业时，不必到工厂去。但是，管理学家在研究现场的时候，他不到超市去，不到工厂去，是说不通的。

　　再者，研究方法也不同了。经济学是演绎的，管理学是归纳的，因此，数学成了经济学学家的喜用工具，而管理学家常用的是统计。在模型构造上，经济学家偏爱人为的假设，管理学家多从现实的事实入手。在利用数据方面，经济学家依靠由其它研究工作者或有关部门提供的现有资料，而管理学家往往要自己去收集或寻找。

　　更大更深刻的是，经济学殖民主义的表现和管理学民族主义的倾向之间的差别。现代经济学认为它的研究方法之特点，即从假设出发，经过逻辑演绎或证伪，导出与假设一致的结论，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于是插手管理学的问题。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管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战略管理。毕竟，对于管理学来说，经济学是老大哥。不论是管理学向经济学学习，或是经济学帮助管理学，都是正常的。但至少在战略管理的例子上，经济学没有获得好评。原因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脱离实际的缺陷，同时又不情愿向管理学靠拢。(见：Richard P. Rumelt, Dan Schendel and David J. Teece :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1991),5-29)。这种以一己之长侵入他人领域，而又不带来进步的做法，我称之为经济学殖民主义。

　　相反，管理学倒有民族主义的倾向。世称，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管理学的研究自然不仅追求它的科学的一面，也要探索它那艺术的一面。艺术与文化有关，文化与传统有关。当今跨国公司纷纷对其管理提出“本土化”的要求，正是这个问题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全球热烈讨论的“日本式管理”，(如：Ezra F. Vogel : Japan as No.1, 1979; Come-back, 1985, Simon & Shuster Co. , 后者的中译本《战后日美经济发展回顾》，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强调“中国式管理”的著作(如：李雪峰：《中国管理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都是在文化、艺术层面的发挥。

　　二、对中国管理的几条建议

　　像上面说过的，管理学与经济学有着很久的渊源，又有着匪浅的关系，但在性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我们来观察一下管理学在中国的现状，从而提出几点改进的中国管理学行程。

　　1883年在美国由经济学家Alfred S. Eichner 编写的一本称作Why economics is not yet a Science 的书(见：中译本《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综合罗列其中的说法，美国经济学的种种弊病：脱离现实、花哨的数学运作和无意义的结论、自我欣赏、学术垄断、病态的职业意识、导致了部分美国经济学家感到的经济学危机。事过二十年，如今的美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家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借用书中对当时美国经济学家行为的批评对照时下中国的管理学界，我觉得似乎仍可适用。现今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存在的，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论文主义”(publish or perish)就是一个类似。

　　因此，中国管理学首先要脚踏实地，就是说，工作要落到中国的现实实际中来。中国管理的存在和发展全凭中国管理学能否真正研究、透彻认识和妥善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句话是“老生常谈”，而且如果从“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算起已经超过百年(见：许康，劳汉生：《中国管理科学历程》，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但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提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发挥前瞻引领作用，突出中国实践特色，推动实现自主创新”(见《管理科学“十一五”发展战略与优先资助领域研究报告》，2006年)应该说是最近最新的说法。

　　在这一说法的指引下，我认为，中国管理学需要注意研究的有下列五个课题。

　　1、责任与诚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诚以待人，信以处世”，这些中国人都熟知的谚语，它们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改革、开发”以来，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是始终围绕这两个词提出政策和采取措施。然而，从贪赃收贿的腐败到“假、冒、伪、劣”的横行，屡禁不止，令人担忧。(见：刘源张，诚信不足、认真不够——谈“齐二药”假药案与中国药品质量管理，《科学时报》，2006年5月29日)组织和企业的责任和诚信到了中国管理学必须研究的时候。

　　这两个问题一向是伦理学的专门研究，属于道理范畴。从道德的内容和外延探讨人们的行为规范，从而明确责任、义务、权利的原则(见：Richard T. De George : Business Ethics , 5ed , Prentice Hall , Inc.,1999,中译本《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现在，中国的管理学院一般在公共基础课中开设“精神道德修养”一类的课程。但是，从管理学的观点看，这还不够。如何从企业的各项管理中保证责任的落实和诚信的树立，是值得研究的。

　　说到这里，提一下联合国于2002年发布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业绩可持续性报告指南》。这是从1997年的倡议转成2000年的建议，又经修改后发布的指南。目的是为了使社会群众对公司的财务报告恢复信心，建议公司改善财务报告以包括更多的非财务信息。另外，2004年发布的《卓越绩效准则》国家标准GB/T 19580也规定，企业的经营结果必须包括“组织的治理和社会责任结果”。这显然是针对联合国号召的响应。

　　无论是《指南》还是《标准》，只是对责任和诚信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测量的项目。企业在它的组织、计划与控制的管理过程中应有怎样的考虑是中国管理学应该研究的。唯其具有价值观的意义，所以才能有中国的管理学。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

　　2、创新的管理

　　创新有三个方面，即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其中的每一个都有三个层次，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无论是三个方面，或是三个层次，管理学与它们都有关系。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管理学自身的创新问题，还有一个是管理学如何对待企业是创新主体的问题，就是说创新的管理。中国管理学要注意的是创新的管理，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自然也就是一种管理的创新。

　　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因为企业既有创新所要的知识人才，又有知识人才赖以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价值生产流程。后两者是企业的有形资产，前者则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包括市场地位、名牌效应、顾客忠诚、供应商关系、政府部门的联系、知识人才。其中，知识人才特别称为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是所有有形无形资产中最有价值的资本。看一下这个例子，工业时代象征的通用汽车公司拥有巨大的传统意义上的有形资产，在1996年的市场资产估值约为400亿美元，而信息时代象征的微软公司的有形资产不过是位于西雅图的总部大楼，但同年它的市场资产估值却是700亿美元。由此可见智力资本的力量。

　　我们再来看，智力资本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企业的各种资源，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资产，当中哪种资源能够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美国学者提出四条判别准则：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能力、竞争中的品种优势、仿效能力、替代能力。能够通过这一资质试验的只有知识代表的智力资本(见：Barney J.: “Types of Competition and the Theory of Strategy: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1, No.4, 791-800, 1991)。另一种观点是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按照三条要求标准：核心竞争力应能适应于不同的市场，核心竞争力能够为顾客创造更大价值，核心竞争力应是竞争企业仿效的问题来判断，结果依然是唯有智力资本才是核心竞争力(见：Gary Hamel and C. K. Prahalad: Computing for the Futur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 1994)。

　　知识仅仅掌握在员工个人头脑中是变不成企业的智力资本。个人的知识、经验变成集体的，并且以某种形式在企业内记录、留存、传承和提升、并得到奖励，才能成为智力资本。企业员工在不同阶层有不同水平的知识和经验，分别组织起来在各阶层有不同水平的知识和经验，分别组织起来在各阶层内和阶层间开展交流是企业创新的基本。中国的企业普遍都有QC小组活动和其它形式的团队活动，问题是没有按照个人变集体的要求，形成企业的智力资本。做到了这一条，才有可能在企业内根据不同阶层的智力资本从事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或吸收创新。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企业应该集中不同阶层间的智力资本专注集成创新，同时鼓励工人阶层进行消化创新，就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006年1月26日)说的那样，“鼓励各行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小发明、小革新”。

　　中国管理学应该研究如何在形成智力资本，开展创新活动上为企业提供理论和方法。

　　3、企业的测度

　　当局一直对国有企业的测度极度关心。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八大技术经济指标到市场经济的利润或股票上市价格，经历过如此大的变动。《卓越绩效准则》对企业要求许多的测度。其中，用户满意度是时下在中国的企业普遍实行的，并且由国家质检总局定为定期公布的测度数据。许多行业协会都对企业竞争力进行测评，并且据之发布企业排行榜。这项测评包括：人力素质、资产素质、快速反应能力、创新能力、赢利能力、规模水平、增长能力等指标。这些测度或测评的指标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指标的综合和结果的分析，都有较大的主观性，导致整个测度的随意和模糊。再说，这些测度在企业内的信息反馈和对管理活动改进并不或很少很难产生作用。搞不好，就有可能像所谓的“通过ISO 9000 认证”那样，企业只把它当作是一种广告。

　　这里，我想起了“社会会计 social accounting”。这是充分运用在企业中普遍采用的复式薄记的原理，对各种经济统计进行整理、综合、分析，而记录国民经济当中生产与分配的活动，形成“国民收入计算”的一种方法。后来，联合国续1953年提议的旧“国民收入计算体系(SNA)”在1968年提出新SNA。各个国家都依照这个计算体系报告自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为此作出最大贡献的Richard N. Stone(1913-1991)于198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管理学能不能在中国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发研究出一种“企业业绩计算体系”，把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责、育、利”作一个整体的运行状况的描述和分析。

　　时下，通过六西格玛管理引进的“平衡记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我想，实际上是这个工作的尝试(见：Kaplan, R. and D. Norton: The Balanced Scorecar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 , 1996)。它是从不同的方面，如基础设施、顾客方面、财务方面、知识发展方面等等把企业数据以日或周计的期间统计得出的对企业业绩的一种评价。国外的一些公司，从瑞典的保险公司Skandia到美国的HP公司等都在利用这个平衡记分卡对自己的智力资本的运行和成果作出定期的评价，以此出发，开发研究出中国企业的“业绩计算体系”可能或是一条路子，至少是一种消化吸收创新。

　　4、常数的问题

　　1971年11月4日，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场有名的讲演——“社会科学有多科学？”。说起来丢人，我是在1981年才读到了这篇演讲。他在演讲中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特别物理科学，的差距在于社会科学不能产生像物理科学所有的常数，如光速，不同介质中的声速。因此，在物理科学家眼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预测性显得有问题。实际上，经济学从定性研究转为定量研究，一直在提出常数的问题。

　　资本系数Capital Coefficient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资本的投入和GDP产出之比。美国经济学家获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01-1985 )的研究提出的“资本系数不变”的定律，即为3。这个结果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业国家中大体适合。似乎成了一个经济学的常数。但是，后来发现在战后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家用ICOR(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计算的这个数字是在增大，在3-6之间。何况，又有研究指出，资本投入甚至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我们不太清楚其内容的“剩余项”可能是更大的因素。

　　再如，收入或物价的各种弹性系数是经常被用来进行经济预测的数字，好像对待物理科学常数的一样。我看，这些预测向来没有准过。因为第一，模型假设的市场根本与现实相差甚远；第二，市场信息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极不平衡。我们搞清楚的一点就是，经济中的情况和反映这些情况的数据总是随时间和空间而变的。所以，经济学寻找常数的企图尽管仍在继续，但是前途渺茫。

　　管理学的情况怎么样呢？因为管理学是研究现场的，而现场中存在和使用许多技术因素，所以我认为获得物理科学意义上的常数要容易些。譬如，质量管理学中的，也是各类管理标准，如GB/T19000-ISO9000的体系标准要求的工序能力指数，CP值。1.33的CP值就像力学中的马赫数一样，标志一种状态的常数。当然，CP值也有一个假设，如正态分布。但是，这是可以通过试验验证的，我自己曾下过功夫带领学生做过大量的试验。我相信，只要深入现场，研究实际，在生产以及营销的全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有用的常数，这应该是中国管理学的一个努力方向。

　　5、标准化的参与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虽然没有明文提及管理学，但是在第七章的“科技体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处处指出管理作用的地位。在第八章第四节“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提出，“将形成技术标准作为国家科技计划的重要目标。”这是《纲要》中唯一一处明确提出的与管理学有关的内容。

　　注意，这里的“技术标准”含有“管理标准”。“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的“重要技术标准研究”的统计表明，2004年管理标准占全部国家标准的2.26%，近500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管理体系标准。而且，最近公布了“十一.五”期间“全国节约资源

能源的标准发展规划”和“全国服务标准发展规划”。其中许多都是属于管理性质的标准。

　　管理学的成果要得到社会、国家的承认和使用，不外乎两者。一是提出能够影响企业、社会和国家观点和行为的管理思想；二是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能够通过标准化成为企业、社会和国家遵循的工作程序、模式和规范。中国管理学之成为中国管理学的途径之一是，参与国家标准甚至国际标准的制定。无论是，思想上，理论上和方法上在国际接轨的幌子下，对外国的工作成果作些修修补补，是走不出中国管理学的路子。再说，中国管理学界以三十多年的吸收消化所积累的知识如不用于参与中国的标准

化工作，实是可惜。制定标准，特别是管理标准、环保、节约、安全、或者和谐所要的，从性质上说，是一种集成创新，有时会成为原始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