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牺牲不应被遗忘

　　本刊记者 常红

　　广西宾阳有个姑娘叫阿泉。

　　阿泉说，我们小时候家里每人有半亩地，现在越来越少了，全家只有1亩多地。种粮食不合算，花钱也没法指望它。我父母老实，头脑不活，不会做生意，为供我们读书常常要借 钱，再一点点攒了去还人家。

　　阿泉的父母每天给人烫裤子，每条赚两毛钱。阿泉的一个弟弟一次半夜醒来，发现父母还在给人烫衣服，不禁潸然泪下。近日，他的日记被《南方人物周刊》披露，上面既有“我要杀人”的偏激言辞，也有寒门弟子的柔肠——“今天一切都好，家庭和谐，吃了好菜，穿了暖衣，穿上好鞋，遗憾的是我想买双手套给妈妈却没记得。”

　　阿泉的这个弟弟全国尽人皆知。因为后来他真的残忍杀害了四名无辜的大学同学。他的名字叫马加爵。

　　马加爵的家乡宾阳城市化进程很快，号称广西小温州。而不会做生意的马家父母却不断因拮据的生计争吵。马加爵日记的曝光，使人们看到一个少年怎样生活在经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而谁又能说，这不是日后制造“校园屠夫”的祸手之一？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裹进“城市化”这一社会变迁。据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们分析，我国城市化率1993年为28%，2004年则提高到42%以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约有4000万农民在这一过程中转化为城镇居民，全国每年有20万公顷农民土地被征走。

　　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一个群体，农民的利益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由于国家土地政策的限制，农村集体用地不能直接进入流通，必须在转为国拨地之后才能卖为建设用地，实际上等于国家对土地垄断经营。而卖为建设用地之后的地价与征地价之间的剪刀差，农民无权享有。

　　对于城市化，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农民变市民的“荣耀”，然而，他们内心的失落和彷徨又能向谁诉说？耕地没有了，猪圈没有了，建立在世代沿袭的农村特有生活方式上的踏实感没有了。而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劳动技能单一，他们的就业

竞争力普遍较差。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1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种田无地、就业无路、保障无门”，成了这些转非农民尴尬身份的写照。用农民的话说，“要了你的地，要了你的树，要了你的粮，却不要你的人。”他们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成了掉在历史夹缝里的尘埃。新华社一名记者撰文认为，这些失地农民，“和农村户口一起失去的，是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对他们来说，“城市化过程，不过是农民变市民的精神上的满足”，“上访甚至铤而走险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应该说，为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大战略,农村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趋势。然而，历史的进步不能以牺牲一代人来换取，每一个社会组织成员都有权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从制度上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安全，应该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其中，应该也包括对失地农民利益的保障。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构建

和谐社会是提高经济效率、减少交易成本的最佳途径；城乡协调发展是政治社会稳定、保证中国顺利渡过转型期的关键所在。有一天，没有了“马加爵日记”，可能也就不再有马加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