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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同树
读到卡夫卡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在2003年的春天，重读卡夫卡的时候，真的出现了别林斯基说的“熟悉的陌生人”这种感觉。我以为，这才是真实的“卡夫卡”，他似乎从来就不让亲近他的人有过多的靠近，似乎从不想让后人对他有过多的了解。他临终前竭尽全力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艾丽，别靠我这么近，离远些。”或许可说是怕妹妹艾丽被他身上可
怕的病毒传染，我宁愿理解为是他对这个世间最后的拒绝。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去世前给每一个朋友写信，要他们焚毁他写的所有信件和手稿；而他，亲手把留在身边的日记、书信、手稿等统统付之一炬——有学者说是不想让不成熟的作品流传下来，而我倾向于是他想通过这个无能而又绝决的方式和世界做一个了断。感谢他最忠诚的，又是最终“背叛”了他的遗愿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整理出版了我们所能见到的唯一的《卡夫卡传》，薄薄的一本，正是卡夫卡短暂的一生。
1924年6月3日，忧郁、消瘦的卡夫卡，死在春天和夏天的交界处，他短暂的生命，恰似一根横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铁轨，局部明亮而整体灰暗。明亮的是他逐步被人们发现的伟大作品、超前意识，灰暗的是他饱经风霜的单薄的身体。显然，他和那个时代是那么格格不入，只有他躯体内不可降服的病魔残忍地带走了他。
卡夫卡的作品，呈现如下特征：荒诞、恐惧、非理性。这正和我去年读他的《城堡》、《变形记》、《审判》、《地洞》等名篇时的心境是暗合的，又恰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惊人地相似。2003年春天，是“非典”肆虐的春天，了无生气的春天，几乎每个中国人心灵上都有“非典”的阴影，许多地方出现了谣言，许多人疯狂地去抢购“醋”、“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以及其他一些药品，全国人心惶惶，戴着口罩，防着周围的一切人，颇有大难临头之虑——荒诞、恐惧、非理性，展露无遗。而在我们学校，封锁、隔离、检查、消毒等等，对“SARS”严阵以待。除了一些特殊的约束外，还是如常地生活和学习。
我正是在弥漫着消毒水药味的图书馆读着卡夫卡的。同时，我臆想着那些注射进他身体的吗啡的气味，想象他的咳嗽，回荡在骇人的寂静里。那时候，他的肺结核也是难于治愈的，同样会咳嗽、发烧，会让别人远远地躲避。我觉得卡夫卡和我面对的是同一种威胁，只不过这之间相隔了80年。但是，卡夫卡是镇定的，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疾病和绝望同样丝毫改变不了我什么！”
坚强的卡夫卡，其实是虚弱的，不单是他拥有比常人多得多的不幸，而且在于他天生就是一个“先知式”的作家，他那灰绿色的眼球或许从亲身经历的世界大战中看到了某种征兆，这不单是只为自己的犹太民族担忧，所以他才会那么深刻地写出“恐惧”。病歪歪的他对于春季，仿佛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季节；勤于思考的他对于人类，则像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在《梦》这篇小说里写过这样的句子：“K(编者注：‘K’是小说的主人翁)感到被一股轻飘的气流从背后一推，便一下坠进了那个墓穴。在下面，他的脑袋还竖立在颈脖上呢，便很快被这无底地深渊吞没了，而在上面，石碑上已经很快地写上了他那遒劲而秀丽的名字。”人类的掘墓者会不会是人自身？那在墓碑上写下名字的又会是谁？
这个春天，在一间书店里偶然看到一本书《春天没有卡夫卡》，触摸到书脊的手指与心灵都不禁一阵颤抖。把书抽出来，又轻轻地插回去，我没有阅读的冲动。在卡夫卡说的“最美好的春季”，我希望有“他”，希望有人带着一种感伤恐惧的心境去读一读“卡夫卡”，尽管他希望你们忘记他，在春天里没有他。我曾想，在读“卡夫卡”的时候，设置一种怎样的背景音乐呢。起先我想到马勒的琴曲，后来又想到拉赫玛尼诺夫、瞎子阿炳，虽然有相通的东西，最后都被我一一推翻了。阅读“卡夫卡”还是需要静，心灵的“平静”，冷雨敲窗的“动静”，静得可以听到心跳的回声。
我也在想，1924年的春天，最后一个拥有卡夫卡的春天，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人们正在大战的废墟上清理和重建，春风照样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河流照样泛起欢快的涟漪。对吗啡无限依赖的卡夫卡又“开始了对吗啡的‘斗争’”，那是一个多么矛盾而痛苦的春天，生命“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春天，可怜的卡夫卡，几乎说不出话，他在纸上写道：多么想“冒险地喝上一口水”。最后的渴望，真是因“渴”而起，仅是一口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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