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如是说

　　王强

　　关于低收入者住宅的事宜，现在巳被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炒作得沸沸扬扬，地产两位大哥大已然发话，也基本已经定好了两性(当然不是一男一女)，一是“政府主导”说，另是“地产商责任”说。于是大伙基本上沿着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条大道继续奋勇争吵下去。

　　地产报向我约稿，说想听听建筑师的观点。这其实是一个很古怪的做法。不错，我曾经是一个建筑师，但我现在是一个曾经有建筑师背景的房地产商。所以向我约稿，我分析只能有两种原因，一是真正的建筑师不敢讲，二是建筑师也没什么东西可讲。

　　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为在任何论坛峰会和各种年展上，都会飞扬着建筑师的身影，各种理论和思潮的推广者，也非建筑师主体莫属。所以，随着建筑师地位的稳步提升，要说他们还有什么不敢讲的事，那我是不敢苟同。

　　所以说，从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角度来讲，更多原因是因为无话可讲，研究二字，尤其对于低收入者住宅和城市问题的研究，早已不存在设计院很久了。

　　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也到此为止，因为现在万科已提出正在作此类研究，我们的建筑师只须按地产号令走便可，是不必动什么脑筋的，省事得很。

　　低收入者住宅的事情，是关联很大的社会问题，而真要让建筑师来发表意见，的确有点勉为其难。这一种城市层面的现象非单纯设计所能左右。

　　如果非要从设计上提出建议和意见的话，其实只能回归到关于城市更新和发展的规划问题(这仍然不全属于建筑学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规划范畴)。低收入者住宅开发，必须同时整合政府优惠政策和

商业地产

开发商的专业整合能力才能实现，其中，专家型的城市规划部门在其中所起到的连系作用十分重要。

　　低收入者的住宅开发问题的显现，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在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才逐渐显示出来的。以深圳为例，在城市平均

房价并未高速增长之时，此类问题并未完全显示。

　　随着去年北京和上海房价的快速彪升，已经使相当一部分的低收入本地居民和外来劳务人口已无法负担市区内的房价而向郊区总价较低的区域转移，极端例子是根本无法支付最低房价，而引起一系列城中村和地价租赁房屋盛行，同时带来了居住环境的恶劣和社会治安问题。

　　这里面包含两方面情况，一种是已在老市区有固定居所的原住民，另外一种是纯粹的外来劳务人口。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一是如何进行城市旧城改造，另外一个才是经济型住宅的开发问题。

　　从目前的旧城改造来讲，更多发生的，实际上应叫做旧城摧毁和新城建设才对，从目前北京的四合院越来越少可见一斑。摧毁旧城，建造新城，从商业角度出发，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旧城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区最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地段，然而从城市角度来看，对于旧城的重建式开发，往往会摧毁一个城市的历史，同时也使得城市人口架构的重组，在将原住民驱逐出中心区的同时，也对城市原有文化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欧洲城市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保持人文特质，其对于原有建筑的保护和维护机制的完善，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此提出对于很多城中村的改造，不仅仅只有一个炸掉重建的解决方法，政府，开发商和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找寻出基于对城市负责的，具有合理性和经济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另外就是第二个问题，对于真正的外来劳务人口的低收入购房问题。

　　在此之前，曾经Google过答案，其中有一个论点是举出美国在战后的解决方案。在此说明，美国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土地资源上无法同日而语。所以美国的开发模式在中国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

　　商业地产的趋利性无法避免，即使是万科能够开发研究低收入住宅，也一定是在商业利润达到保证的情况下进行，真正的慈善地产是不存在的，所以，任志强的言论也不无道理。解决这种社会问题，同样，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倾向性政策，也是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从国际上的案例分析，城市的发展，一定是将低收入者向城市边缘驱赶，即使美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其结果是城市空心化，严重点是城市被废弃掉。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结果。城市空心化所带来的就业，居住的“钟摆效应”和社会问题，美国到现在依然没有能够解决，之所以应运而生新都市主义，就是要解决远郊住宅的居住和配套。这种思路也只能解决一个区域的生活问题，对于本质的城市配套和低收入住房依然没有实质影响。

　　因此，低收入住房问题，并不能简单依靠政府，或者开发商，或者某种设计思想就能够解决，而必须有一整套科学的城市开发模式和运营模式，加上适当的商业运营和操作，才能使整个城市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从城市历史角度，多疏导整治，少摧毁重建，少做点每天一个新城市的愚蠢做法，对于历史，对于后代都是一个负责任的长久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