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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生章
按照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提出的“大历史”观，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从上世纪初延续至今的社会历史变迁，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技术的落后，而是在于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所需的种种制度的缺失。在他看来，晚清时代的中国基本是个中世纪的国家，由于其过去时代的辉煌，已很难从内部自发地进行变革。当面临西方现代国家
挑战的时候，“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当中发生了脱节的事情，而是健全、正常的组织并不存在。”因此，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重新再造，而不仅仅是追求科技上的进步。
黄仁宇先生所提及的“制度”范畴其实很广，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宪章制度，也包括支持整个社会运作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度安排，此外还包括指导人们行为规范的伦理道德准则。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这些仍都是中国社会目前有待大力建设的领域。
美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通过对经济增长现象的思考和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
其实，诺斯只是把国人耳熟能详的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用不同的表达重新陈述了一遍。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广义的制度安排，现代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分析是符合的。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由于生产关系的从属性和生产力的第一性，可以认为：“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或社会)制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其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制度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契约”。它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的激励(或者说利益)结构，从而决定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制度本身构成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要素。正如诺斯所言：“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与日常生活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提供激励与约束，来减少因人的行为及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
结合中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制度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国家，中国社会整个制度架构，包括从宪法开始的确立整个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基本规则，都需要逐步调整和完善；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的，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习惯等非正式的社会制度也处于转折时期，需要提供有效的方式进行引导和发展，以完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敷设上下”制度建设的历史任务。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以产权和分配制度为核心的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仍然十分重要，因为“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来说极为重要。产权的明确界定有助于确定谁向谁支付费用，从而使得产权本身能够进入市场交易，获得市场价格”(罗纳德·哈里·科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理安排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下，改变国有资源的配置方式，最终可直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并为整个社会的前进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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