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珊子

　　“澳航停飞事件中资方、劳方、国家、民众四方俱损：澳航日损2000万美元，形象声誉严重受挫；工会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其谈判条件合理性亦受多方质疑；澳政府颜面扫地，被迫干预企业行为；大批旅客滞留机场，6.8万人出行受阻……”

　　针对上月底的澳航停飞事件，曾多年在麦肯锡从事高级法律顾问一职的戴维(David)这样对《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说。他还表示：“劳资双方矛盾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尤显突出。”

　　经济低迷凸显劳资矛盾

　　澳航劳资纠纷可谓由来已久，而激化此轮矛盾的直接导火索则是受全球航空业低迷的重压，澳航于今年8月宣布结构重组，拟将部分业务外包国外，这意味着约有1000多名员工面临“下岗”窘境。

　　此举立刻引起了涵盖飞行员、工程师和地勤人员的公司三大工会的严重不满，他们要求澳航给予薪酬补贴，同时承诺不得以此裁员。澳航决策者认为，如果答应工会诉求无疑是慢性自杀，于是做出停飞决定。

　　无独有偶，就在澳航停飞前后，澳大利亚最大本土汽车品牌霍顿(Holden)也刚刚结束与工会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拉锯谈判。据《悉尼先锋晨报》11月4日称，除了要求提高待遇，工会担心霍顿会将公司的下一代汽车的设计和工程部分移出澳大利亚，从而造成上百名当地工程师失业，因此工会要求公司对其未来工作做出保证，目前霍顿公司已妥善处理此事。

　　“经济低迷使得各种深层社会矛盾浮出水面，失业率增高，劳资纠纷升级，公平正义挤压，贫富差距拉大，近日一浪高过一浪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其充分体现。” 澳资深媒体评论人玛丽娜(Melina)解释道，“澳大利亚工会一方面起到了保护雇员，制衡财富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过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也将成为企业发展成长的沉重牵绊。”据澳航方面统计，仅劳资纠纷一项就已给澳航造成高达73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工会负担论未必成立

　　面对工会阻碍企业发展的说法，澳大利亚工党全国书记怀特(George Wright)明确表示：“认为工会将成为企业额外成本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同时他还认为，澳大利亚企业之所以在几轮经济危机中都表现良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会积极组织雇员与企业共渡难关，工会在雇主和雇员中发挥了良好的经纪人作用。

　　怀特是吉拉德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谙熟澳大利亚各大工会，在其就职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期间，曾为当时陆克文代表的工党上台立下汗马功劳，并直接参与了新劳动法的修订工作。针对此次澳航停飞事件怀特评论道：“现在的情况不是澳大利亚工会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是澳航的处理方式太过极端。”

　　日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经历了多次经济衰退，其成因都不在人工成本的涨跌。虽然有经济学家认为，高企的工资会让企业成本增加，从而失去价格竞争力，但数据显示，压低工资在短期内会提高企业利润点，但长期来讲低廉的人工将使企业家放弃追求技术革新的动力，从而失去业内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