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绊倒就业的一块石头
职教：绊倒就业的一块石头
本刊记者 满凯艳 齐介仑 杨政文
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学生和农民工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首当其冲。多位专家告诉《财经文摘》，若分析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失业的原因，职业教育的缺失难辞其咎。
两极分化：职教不足与高校跃进
引人注意的是，继1999年大扩招以来，去年12月，教育部同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2009年的硕士研究生计划，比上一年增加5%，接下来还要再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是5万名，主要用于招收参加今年考研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这两次扩招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展开的。毫无疑问，此次扩招举措的推出使高校再次成为就业的“缓冲区”，被官方媒体解读为应对当下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的一个药方，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的无奈之举。
此一时非彼一时，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对该举措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这种做法并不能提升毕业生的职业能力，从根本上破解大批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难题。“如果不跳出教育看教育，不跳出学校看学校，在围城中解决问题，本科生将继续失业。因为学习的内容不变、方式不变，其能力结构还是不适合企业的需要，不适合社会的需要。”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认为目前的问题是结构性失业，他告诉《财经文摘》：“中国在很短时间内，使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5%提高到了现在的25%。这是供给，供给在急剧增加，但需求呢？按理说，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内10%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是不断扩大的，每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100万劳动力需求，10%意味着我们每年新增劳动力需求1000万。但是这1000万岗位中只有1/10适合大学生。”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是以不断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那么对大学生的需求应当是比较强烈的。但中国经济发展是依靠出口导向的、附加值比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来推动，往往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岗位是最普通的、低知识、低技能、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这样的增长模式可以吸收大量农民工，但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那么大。
事实上，中国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于2003年毕业，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一年之后，大学生找工作就开始有难度了，只不过今年特别紧张。
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除高校扩招速度太快外，职业教育缺失也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严重失调，前者是一条大腿，后者是一条小腿，不能并行不悖地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普通教育是为了探求知识、科学而发展起来的体系，而职业教育侧重于应用。”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表示。
过去中国曾经有大批中专学校，后来又被取消，因为说起来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中专生，感觉上就低人一等。同时，中国大学的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包括大学老师缺乏实际经验，与社会需求脱节。
北京富平学校教务主任栾顺喜以自身的经验告诉《财经文摘》：“富平开始的时候也从大学里请了些退休的教授，还有专门研究家政的学者，后来事实证明，教学理论性太强，而学员层次不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学员们听大学老师讲课简直如在云里雾里。”
夏业良介绍：“在国外，知识方面的分衍没有这么明显。社区学院(职业教育的一种形式)也可以拿到本科文凭，甚至硕士学位，根据所修课程和学分来决定。社区学院灵活性很大，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接受。这是一种全民教育体系，比高等教育开放性更高，而且培养人才是根据社会需要。不像一些大学为了赶时髦，扎堆去搞热门专业。”
在中国，为什么这些年来人才缺乏？夏业良将原因归结为没有社区职业教育体系，“这是个很大的遗憾。应当借金融危机东风，发展职业教育体系。”
资料显示，很多中等职业学校年年爆满，全国技工学校的招生规模已连续4年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陈宇评价：“这就是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反馈，这就是生产力的强烈作用。实践证明，职业院校越贴近普教就越没前途、没出路。在整个职业教育领域和普教、和学历教育离得最近、靠的最紧的就是高职高专，它们现在的处境最困难，学生毕业后就业率最低。”
谁为民工服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南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先是在人民币“破八”之后迎来尴尬的企业“倒闭潮”，后又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下，大量企业面临关停情势，失业压力骤然加大，大批农民工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被动失业的超过2000万，如何消化这些农民工的再就业压力，如何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沟通渠道，实现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进而改变中国目前相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这些都在考验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
当下，地方政府组织的相关农民工培训，处境比较尴尬，首先是培训招不到人，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合格的培训技师，而这两个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就业培训上弄虚作假、编造就业培训名单用以骗取财政上的就业培训经费，而农民工就业问题却根本得不到解决。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企业、农民工、劳务市场，各走各的路，没有形成信息的有效整合与沟通。按照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的观点，需在各个环节上提高效率，正确的途径应该是，政府培训以市场为导向，“企业要什么样的人，我做什么样的培训，而不是两张皮”，企业甚至可以向职业技能培训主管或者技校提出“订单式”培训。
张秀兰在对农民工失业进行实地调查后得出结论：解决农民工失业问题，如果不是建立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前提之上，一定是失败的，而对效率的关注，更是职业培训成败的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蔡昉对《财经文摘》表示，除了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国家还要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农民工的长期、稳定的教育，教育是培训的延长，是更为基础的部分，通过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可以大幅度提高年轻农民工的整体素养，也将会为下一轮的经济发展打下人力资源储备的基础。
企业一直是职业培训的主体和主力，尽管它的作用经常被忽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有将近3亿劳动力，是通过企业开展的正规和非正规培训而成为合格劳动者的，而官办和民办的关系也是业界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在民办职业培训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贡献卓著、影响重大的名校，这不但解决了急需的紧缺人才问题，给职业教育下一步的发展带来了启示。陈宇分析说：“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改革和发展很可能是冲击中国整个僵化的教育体制的突破口，特别是厂校结合、产教结盟成功，将使教育走向直接为生产力服务、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轨道，有可能破解中国教育的整个迷局。”
给点阳光就灿烂
职业教育发育不良，投入不足早已成为社会诟病的对象，是否应该加大投入似乎不再成为问题。不过，资金投入的主体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难题。名不正，则言不顺。厘清投资主体首先应当界定职业教育的性质：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
许多专家将职业教育定性为准公共产品，其培养目标的公共性，服务功能的公益性，甚至比普通教育更为强烈，其对象往往是一些弱势的群体，往往是城市家庭拮据的人，还有很多找不到职业的人；其次，职业教育需要实现情境教育。这两点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成本无论是教学、办学、实验基地都比普通教育高的多。
仅从教育经费来看，近10年一直徘徊在3%左右，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教育经费要达到4%，后来中央的多个文件又反复强调了要按期实现这个目标。可是，这个目标提出快20年了，至今仍然没有达到。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而且还低于世界经济欠发达国家的4.1%。
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原本过低，其中用于满足社会需求激增的职业教育更是杯水车薪。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职业教育的投入占整个教育比例逐年下降，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占15%的水平，只有6%-7%，高职只占普通高等教育20%。 从2000年到2004年，教育经费增长了两倍，但是中职经费增长仅仅只有1.4倍。在教育投入上，职教承担这么重大的社会责任，但得到国家公共经费还太少。
对于职业教育在近5年的投入，全国政协委员蔡克勤掌握的数据是：“2004-2008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职业教育的资金是78.6亿元，不足以支持巨大的职业教育规模。”与此相对照，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教育支出1598.54亿元，职业教育累计5年的投入不到2008年一年教育经费投入的5%。
北京富平学校副校长陈祖培对经费问题也是深有感触，他对《财经文摘》坦言，经费的掣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富平目前主要是靠茅于轼、汤敏等私人出钱才兴办起来的，培训教师的工资只有1000-1500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北京地区是极低的。
“职业教育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只是锦上添花，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则是雪中送炭。”姜大源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随着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的意识增强，在目前经济下滑的形势下，人们更需要培养技能，这对职业教育的基层是个很大的机会。
为对应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打算投入4万亿刺激经济，这笔钱投入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在硬件上，比如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有人甚至建议直接发给国民消费，但对教育涉及不多。如果能借此机会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作为启动内需，立足长远塑造国民劳动技能的重要软性措施，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将从中受益匪浅。
当然，政府增加投入不是大包大揽，应当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支持职业院校拓宽融资渠道，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以点带面，促进、带动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由于社会上不乏套用政府职业教育资金中饱私囊的情况，公共知识分子张耀杰也向《财经文摘》表示了对政府投入资金效率的担忧。事实上，公共资金效率的保障源于财政监督的力度。如果财政缺乏监督，任何该用的钱都有可能被私分。
“这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予以制约，属于正当盈利的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违法谋取暴利者，应当追究法律的责任。”刘道玉希望能从法制入手确保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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