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将一家诞生“现代企业管理学”并孕育“现代管理之父”的百年企业逼上了死路？为什么劳资关系既成就了通用又将它推上绝境？谁，最应该扪心反思？

　　文 / 刘 戈

　　沉重的包袱

　　2008年12月11日，也许这一天会成为通用汽车这家百年老店历史终结的标志。由于汽车工会不愿接受降低工资的要求，参议院否决了汽车业救援方案。通用曾经创造过的劳资双方和谐的奇迹已彻底成为明日黄花。不论是高管还是普通工人，已不再愿意与自己服务过的企业共患难。

　　有人认为，通用走到今天这一步，原因既不是产品失败，也不是管理不善，而仅仅是因为僵硬而昂贵的雇佣协议，是工会的力量让通用背负了从在职员工到退休员工甚至家属的近乎无限的责任包袱。按照自由市场经济鼓吹者的观点，是工会势力把通用带到今天的地步。

　　在通用，员工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包括退休员工。在通用，工人即使没活可干，闲待着，也可以拿加班费。还是在通用，工人失业期间仍可领取95%的工资，而且可无限期“待业”。据统计，平均每辆通用汽车包含1500美元的员工医疗保险成本，而丰田汽车则只有97美元！

　　这一切来自于UAW——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长期的努力。作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由于UAW的存在，通用汽车的熟练工人每小时工资达到73美元，而竞争对手丰田公司工人的时薪只有49美元。

　　尽管如此，如果就此得出工会势力“逼死”了通用的结论，未免以偏概全。认真研究通用汽车的发展史，高福利和高劳动保障，善待普通员工，恰恰是通用当年走出大萧条阴影，将美国汽车工业带向强盛的法宝。

　　在大萧条之后，通过工会的持续斗争与罗斯福新政的双重压力，工人的福利待遇不断提高，二战后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以汽车业为代表的美国劳资关系进入了空前和谐的蜜月期。这30年是美国企业真正成为世界经济主宰的30年，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提高带来的不是成本上的包袱，而是员工工作主动性、创新性的激发。但到了1990年代，劳资关系开始持续性的恶化，劳资谈判针锋相对，长时间的对立导致企业“人心散了”，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通用已经走在走向消亡的路上。

　　要提及一点的是，很多人举通用的例子来质疑《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其实现在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根本没有可比性，中国现在的劳资关系更像是大萧条前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工人根本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劳资关系对立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诞生世界级企业只能是空中楼阁。

　　真正的成本

　　位于美国密歇根州伊利湖边的底特律是一个因为汽车而闻名天下的城市。从底特律到首都华盛顿，距离大约850公里，相当于从长春到北京的距离，开车需要一天的时间。12月3日上午，通用CEO瓦格纳亲自驾驶一辆雪佛兰混合动力车前往华盛顿。这一切并非为了给通用产品做广告，而是为了以一种更谦卑的姿态向国会求援。

　　两周前，当瓦格纳第一次去华盛顿求援时，他乘坐的是私人飞机，当时立即被媒体讽刺为“从豪华飞机上走下的乞丐”。在国会，瓦格纳和福特汽车、克莱斯勒公司的CEO一起受到了一位议员不留情面的羞辱。议员问：“你们中间谁是坐民航客机来这里的？”没有人举手。他又问：“你们中间的哪一位准备坐民航班机返回底特律？”还是没有人举手。愤怒的议员高声对书记员喊道：“记下来，没有人举手。”

　　我们把时间调到1940年代，“管理学之父”杜拉克在他的《旁观者》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的通用总裁斯隆的出行片段。从1923年斯隆在通用老板的位上二十多年，奠定了通用在世界汽车业的地位：“因为总是在通用的两个总部也就是纽约和底特律之间奔波，其他高级主管都建议他租下一节个人专用的车厢，但是，每次乘坐两地间的火车时，他总是买小包厢的票，他说，只要有一张床就够了。有一次，我为通用出差，公司里的人为我定了卧铺的下铺。上了车，我发现70高龄又有关节炎的斯隆正在吃力地往上铺爬。他是最后一分钟才买到票的，那时只剩下上铺，我说和他换一下，他却谢绝了。”那时，斯隆在底特律没有私人公寓，也不住饭店，总是在通用总部的楼顶找个小房间将就，吃饭也总是在公司的自助餐厅。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战后的通用已经处于最辉煌的阶段。在企业最辉煌时老斯隆费劲爬上火车上铺的身影，和企业最窘迫时瓦格纳走下私人飞机舷梯的潇洒，形成了鲜明对比。时代变了，企业领袖当然有权力享用更便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但我看到的这两个场景的背后，是企业家精神在几十年间的流变。

　　精神的死亡

　　我还想讲讲时任通用雪弗兰总经理德雷斯塔特的故事。二战期间，通用接了不少武器的订单。由于劳动力缺乏，德雷斯塔特力排众议雇佣了2000个年老色衰的黑人妓女。为了培训这些目不识丁的妓女，德雷斯塔特亲自上手制作零件，让人用电影胶片拍下来，给她们放映。面对同事们不堪入耳的闲言碎语，德雷斯塔特说：“这些女人是我的同事，也是与你共事的人。她们表现优良而且尊重自己的工作。不管她们过去如何，现在他们在通用工作，有权和我们一样获得尊重。”当二战结束，那些女人们不得不离开通用的时候，德雷斯塔特尽力斡旋以留下尽可能多的人。他说：“有生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们第一次获得了合理的报酬，有了不错的工作环境，她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找到尊严，学会自爱。我们有责任拯救她们，免于再遭受排斥、鄙视的命运。”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可以讲出这样的故事。

　　走过一百年的通用，不但得了大企业病，而且企业精神已死，它不再是一家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团结在共同愿景下的伟大企业，没有人再为它的未来殚精竭虑。

　　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汽车工业孕育了现代管理科学，让企业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它推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劳资双方通过谈判催生的福利制度让数百万蓝领工人成为体面的中产阶级。它开创了一个时代：人力除了是成本，更可以是价值；工作除了意味着薪水，更意味着尊严。它也误入一个时代：臃肿而迟钝，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却不再让人享受工作的荣誉和快乐，更无法凝聚人心和责任。也许，它的死亡将唤醒一个新的时代：人和公司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这不仅是员工，更是领袖们该思考的问题。管理

　　(本文作者系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话》栏目主编,“2006CCTV年度雇主调查”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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