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炯

　　作为全球竞争最激烈和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的企业家和员工们在面对市场的激烈变化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深圳这样一个房价高企、生存压力较大的移民城市，对于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心理问题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去年深圳几个政府部门联合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8岁以上的深圳居民心理疾病总患病率为21.1％。这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8倍，意味着5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心理疾病

　　7月18日，26岁的张锐自缢身亡，此时距他刚刚到华为工作只有两个多月。继去年胡新宇之后，张锐的死再一次将华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于外界“因为工作强度过大而引起自杀”的猜测，华为7月25日发表的声明说：“考勤记录显示，张锐于华为公司工作期间，只有4天于晚上20：30左右离开公司，其他均为正常下班时间离开。”并对张锐的死表示“极大惋惜”。

　　张锐曾经两次准备辞职，但都被双亲劝说不要放弃，毕竟这份近8000元的月薪给这个贫寒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希望。让张锐的父母没有想到的是，张锐居然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对抗这种压力。他终于解脱了。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压力过大的不仅仅是张锐，还有和他一样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们。2006年，深圳另一家著名IT企业有6名员工先后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06年，由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等机构发起的“健康透支十大行业”社会调查结果显示，IT行业从业人员健康透支现象最为严重，亚健康比例高达91%。

　　张先生在国内一家重点电子研究所从事开发工作，最近他时常抱怨工作的压力太大，“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为了赶进度，2007年的春节，张先生和同事们大年初三就在实验室忙了起来。

　　尽管这份工作能提供不菲的收入，工作不到一年的张先生仍然萌生退意，不仅因为平均每周超过20小时的加班严重透支着他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工作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故障会在哪里等着你，测试的环节让人心力交瘁”。

　　2002年，在硅谷工作的四十七岁的华裔软件工程师李锦麟开枪打死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后自杀。仅仅两个月后，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华裔软件工程师刘颖，在杀死已经离婚的丈夫杨斌后举枪自杀。

　　IT行业仅仅是压力极端化的缩影。在深圳这样一个房价高企、生存压力较大的移民城市，对于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心理问题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今年3月份，由深圳市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等多部门联合调整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8岁以上的深圳居民心理疾病总患病率为21.1％。这是10年前患病率的4.48倍，意味着5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心理疾病。

　　作为全球竞争最激烈和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的企业家和员工们在面对市场的激烈变化时，正面临着越来越巨大的压力，而深圳特殊的人口结构和生活节奏则让这个问题提前暴露。

　　2006年底，《财富》中文版对3698位管理者所做的调查显示，73.4%的经理人感觉压力较大或极大，47.8%的人因压力产生消极情绪，47% 的人出现睡眠问题，25.5%的人出现生理疾病。

　　“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迅速腾飞的历史阶段，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30年代的美国在处于同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时候，员工自杀的问题也很突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认为这种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最终会传递到基层员工身上”。

　　喜剧大师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塑造了一个被现代化流水线生产方式逼得精神失常的小市民，不幸的是，这种塑造“企业螺丝钉”的运动到今天都还在继续，并且以ISO的名义更加深入和细化。

　　据国际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日本的自杀率超过30/10万，高居全球之首，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2倍。

　　这其中固然有文化的因素，但在光鲜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的背后，是企业对人性本身的忽视和摧残。流水线、JIT、U形工作台的普及在 “解放生产力”而备受管理学界推崇的同时也给人性戴上了手铐。

　　刘军呼吁企业“要努力解决 ‘把员工当人看’的问题，而不能仅仅把员工当作企业的一颗冰冷的‘螺丝钉’，要培养员工的幸福感。”

　　问题在于，怎么执行？

　　我拿什么拯救你？

　　陈乐在朗讯美国俄亥俄州的分公司从事编程工作。每周，陈乐都从主管那里领取加班进度卡片，填写加班安排。他每周最多可以被安排10小时的加班工作，这部分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完成。不管工期多么紧张，朗讯每周的加班时间最多只有10小时。

　　比朗讯走得更远的是Google，这家全球领先的搜索引擎公司不仅施行了完全意义上的弹性工作制——员工甚至可以选择下午上班，半夜离去；同时为了鼓励创新，员工可以有20%的上班时间做工作之外的事情。更令传统管理者大跌眼镜的是，Google甚至允许员工把宠物带到公司。

　　据最新发布的《2007年第三季度翰德季度就业调查报告》显示，面对日益增长的压力，工作/生活平衡策略正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策略的主流，6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公司采用弹性工作制，与2005年第二季度 20%的数字相比，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飞跃。

　　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事实证明这种看法过于乐观。

　　工作的压力很多时候源自生活的压力，你不可能面对每月的房贷和账单从容选择离职，你更不可能刚跟家人大吵一顿还能够在上班时保持好心情。据统计，企业员工出现心理问题，80%是因为工作之外的个人因素。

　　1996年，华为开始开拓国际市场，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内业务发展速度的降低，华为的销售开始更多地依赖海外。2005年，华为的海外市场销售额第一次超过总销售额的50%，2006年，这个数字被刷新到65%。

　　华为“走出去”战略成功的背后，隐藏着长期以来被外界所忽视的水土不服、文化冲突、家庭关系疏远造成的员工心理问题。对此，深圳市东方心智心理咨询有限公司主任戴影频和她的团队，为华为导入了 “压力与情绪管理”和“人际智慧训练”这两个心理工作坊。

　　“援助国外的EAP体系可以提供心理援助，我们可以辅导员工学会更有效地处理亲密关系，降低因个人问题影响工作的情况的发生。”戴影频所说的EAP，是指企业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这是由企业为员工设置的一套系统的、长期福利与支持项目。

　　与传统的心理医生、心理热线等方式不同，EAP更侧重于心理预防和干预，所以被认为是缓解员工压力的有效体系，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100%购买了这一服务。

　　强生美国公司2004年数据显示：为员工提供EAP服务使缺勤减少了78%；在职缺勤率减少了60%；精神健康程度改进的员工占到38%。

　　“客服中心接到的通常都是客户的投诉，员工压力很大。佛山移动导入了我们的体系之后，员工的异常很快被主管发现，心理专家及时对他进行辅导，他也就很快恢复过来。”

　　尽管联想集团、广东移动、国家开发银行等一些国内知名企业已经开始引入EAP体系，但这套在国外流行的系统也遭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

　　北京盛心阳光国际企业咨询有限公司自2005年开始连续承办了三届中国EAP国际论坛，咨询师朱玛坦承 “中国人比较重视教育，因此中国企业更容易接受心理培训这种方式，但是当引进心理咨询服务时，往往顾虑较多”。

　　对于企业重培训、轻咨询的误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王二平举了个形象的例子：“大家看到杂技运动员走钢丝绳，其实这个物理原理很简单，你懂得平衡就行，我们都懂。我们能走吗？走不了。”

　　Observation记者观察

　　用快乐心灵应对生活压力

　　李炯/文

　　16年前，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的一篇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中国教育界关于中国少年儿童素质教育的大讨论。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个夏令营。“夏令营中，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孩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尽管这件事情并不能反映中国“80后”孩子的全貌，但这一代的独生子女缺乏挫折教育和独立承受压力的能力的事实却可以由此管窥。

　　26岁的张锐生于1981年。

　　享受了二十年的“421”模式的额外呵护之后，这些已经进入职场的“小皇帝”、“小公主”们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红利的边际效应递减、商业冲突逐渐抬头、竞争日益激烈的未来。

　　华为的“狼文化”正是这种未来的折射，任正非对此有如下的深刻描述：“我们一直存在生存危机也一直生存在危机中，华为的衰退和倒闭一定会到来，而只有时时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延迟或避免衰退和倒闭的到来。”

　　上天并不会因为“80后”是独生子女而对他们施以额外的恩惠。

　　毕业后漂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未来，面对越来越大来自生活甚至生存的种种压力，从小被教育 “只能赢，不能输”的他们应该用什么来坚强自己的心灵？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麻烦并非来自未知之事，而是来自我们深信但却失真之事。”如果我们选择继续深信“员工不会轻易走上极端”这样一个日渐被“80后”的新职场员工改变事实的观念，张锐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压力击垮的人。

　　任正非曾说 “快乐的人生，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只要你想快乐一定会快乐。”

　　或许，压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关键在于你怎样去对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