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一代的理想主义生活

　　本报记者 刘恒涛

　　编者按 无论对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精神单方面的、情绪化的夸大，或者是有意无意遗忘它，都不能够对处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心灵变化过程，产生完整的认知。在经历了一个急速膨胀的社会经济转型期之后，由个人到整体的文化思考，也许都需要进行一种心理上的调整和认识上的嬗变，这时，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也就超越出怀旧与感伤的范畴，而由此显示出更多积极的意义

　　80年代的青年艺术家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这些被称为“黄金一代”的艺术精英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80年代理想主义和精神价值被重新提及与这不无关系。

　　对比80年代“黄金一代”的日常生活和时下生活方式的变化，更能体现出它的现实意义。

　　阿城会客创一天下十六次面条的纪录

　　在《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印象里，他第一次见阿城是1984年初冬的一个傍晚。

　　朱伟说：“阿城穿着他的蓝色中式棉袄和牛仔裤，领扣结得紧紧的，露出一截长长的脖子。屋里一盏用自制的特大灯罩遮着的灯，阿城坐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脸是那种很疲倦的菜色，手指则是被香烟熏得很焦黄的样子。”

　　“居然我们六九届也有人写了，写我们在TMD田埂上瞎走。"陈丹青说，那时候想不到什么文学不文学，人们渴望自己的经历被写出来，变成文字。”在华尔街市政厅一带的路边，陈丹青拿出阿城给他写的那两页小说，王安忆就站在路边看…… 　　看完《六九届初中生》，陈丹青给王安忆回信说，这不是长篇小说，只是一个写得很长的小说，因为没有结构。十年后小说再版，王安忆把这封信附在书后面，还做了说明：“现在大家都不谈艺术了，八十年代我们真是在那里互相很诚恳地谈小说，所以要把信附在后面。”陈丹青已经忘记了自己说的内容，王安忆把信复印了给他寄到美国。“我看了真害臊。”陈丹青说。 　　十年后，王朔也去了美国。他亲眼看见阿城在美国自己组装老爷汽车，“到店里买本书，弄一堆零件，在他们家楼下，一块块装上，自个喷漆，红色敞篷，阿城坐在里面端着一烟斗，跟大仙似的。” 　　王朔住洛杉矶时，周末经常去阿城那个小圈子的聚会玩，听他神侃。各地风土人情，没他不懂的，什么左道偏门都知道，有鼻子有眼儿，诙谐得一塌糊涂，那真是把人听得能笑的摔一边去，极其增智益寿。我还问过聚会中一人，他老这么说有重复的么，那人说，她听了十年了，没一夜说得重样儿的。 　　当然，这都是90年代的事情了。 　　王朔“陌生女人”情结绵延二十年 　　1979年，在北京大院长大的导演叶京刚刚从部队退伍。“那时候刚刚开始高考，很多人都想上大学，我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叶京说，其实他那个时候在部队表现很好，完全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受到了高考热的冲击，他想离开部队考大学。当时部队为了留他，还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那时候的大学文凭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叶京告诉记者，王朔也是受了这个观念影响，从青岛退伍回到位于青年政治学院附近的家里。 　　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部队表现良好，凭着这些优厚的条件，叶京成了海淀区政府部门的一名干部。而王朔，被分配到铁塔寺药店做了一名采购员。“那个时候北京晚报有个‘一分钟小说’栏目，我经常投稿给他们。”王朔一直在向《啄木鸟》杂志社投稿。叶京说，王朔早在部队快退伍看仓库的时候，就写了一篇《等待》，发在当时的《解放军文艺》，当时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再看看那小说，完全就是个小学作文。” 　　1980年，叶京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师范学院”。叶京坐在大教室里，怎么也不习惯，一年后他退了学。 　　“那时候我们爱吃涮羊肉，天天凑一块吃涮羊肉。”叶京和王朔凑到一起就讨论文学，“当时大家都炫耀谁背的唐诗多，谁知道的中外名著多，没想到多年后成了我们的资本。”他们那个时候都喜欢茨威格的小说，“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们都特别喜欢。”叶京说，他没想到王朔能记这么久，多年还不能释怀，鼓动徐静蕾拍了这部电影。 　　1983年，叶京辞职。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从国家单位辞职，在当时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接下来王朔也从药店辞职。辞职后，叶京在五颗松开了一家饭馆：天府酒家。王朔挂名，“因为那个时候开饭馆要有三个法人代表，而且都要无业，王朔很符合。”叶京说，那时候开个体饭馆在当时是被很多人不齿的事情，只有待业青年才干这个。父亲有很长时间都不敢和老同事提自己的儿子，“怕丢人”。 　　叶京忙着开饭馆，王朔在家写小说。他家住在西三环，离叶京饭馆很近，没事了就晃荡过来，一起吃饭聊天。王朔还常常把《啄木鸟》杂志社的编辑们请过来吃饭，拉拢感情。他的《一般是海水一般是火焰》、《浮出海面》就是那个时候发表的。叶京说，王朔那个时候有点像后来的冯小刚，那种类型的小说属于旁门左道，刘心武、张承志等人的伤痕文学才是主流。“王朔是慢慢积累出来的人气，后来有影视才慢慢扩大了他的影响。” 　　而那个时候的冯小刚，据叶京回忆，好像是还在一个建筑公司做工人。“据说是87年，冯小刚和郑小龙的孩子出生，两个人正好在外面等的时候认识了。”冯由此才慢慢进入了北京电视制作中心。 　　“文革的时候大家对社会主导的方向深信不疑，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家都有点丧失方向，都很迷茫。” 　　叶京承认，八十年代是最有活力最具变化的一个年代，尽管物质匮乏，但人人都拥有精神活力，可谓是一个“黄金年代”。

　　那一年阿城已经35岁，还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世界图书》编辑部当“以工代干”的美术编辑，业余时间为《今天》画插画。他的《棋王》刚刚发表，因为迥异于梁晓声的“暴风雨”和张承志的沉重，在文坛引起了轰动。

　　阿城称那部小说只花了三五天的时间，很多人都不信。那时他总戴着一副深度大眼镜，诗人芒克说他“瘦得活像一只大螳螂”。

　　阿城供职的那个地方从此变得热闹起来。给高行健的《野人》塑面具的尹光中吃喝都在那里，晚上不回家，就在地上“脏脏地卷着一团”睡觉。两人常常切磋烧陶，尹光中的大嗓门一亮，阿城戴得很松的眼镜就往鼻梁下滑。

　　南京画《金瓶梅》人物的朱新建也成了阿城形影不离的酒肉朋友。朱新建是读了《棋王》才远途来北京找阿城的，两人迅速成了一对酒肉朋友。阿城天天请朱新建下馆子，朱新建在阿城案上作画，阿城就站在一旁看。朱新建画一张，阿城说声不好，朱新建就揉掉；阿城说声好，朱新建就扔给阿城。两人混了十几天，朱新建临走，阿城表示要送他些什么。朱新建在屋里翻找一遍，指指一个古砚说，就这玩意还有点意思。阿城就说：拿去吧。

　　随后阿城就辞职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想当班爷”了。搞了个“东方造型艺术中心”。成员一开始只有两个：他和栗宪庭。

　　诗人芒克因为办《今天》莫名其妙被工厂开除，托关系在一家医院看大门，一天给一块钱。阿城就把他也拉进来了，成员变成了三个。

　　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去贵阳接来四位画家，有尹光中，田世信，王平，刘墉和他们的作品，在北海公园办了个“四人作品展”。“不想没两天便被有关部门给查封了”。芒克回忆说。

　　第二件事是阿城和芒克跑到河北省的一个土县城，要在那里办一个窑厂，准备烧制一些自己捏的艺术陶瓷。县城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几个头头。事儿还没谈呢便先开吃开喝。阿城当时的酒量大得惊人，一整瓶老白干全倒进一个大缸子里，菜没吃两口酒已喝干净了。“那帮地头蛇被阿城这个活像泡在酒里的大人参给吓着了，个个眼珠子睁得溜圆。我心想他们一定在想：这家伙是人吗？”芒克回忆这场景时还唏嘘不已。

　　这事也没谈成。1986年，阿城去了美国。

　　“一是因为那里人少好混，还因为在北京呆不下去了。”阿城说当时，各地来找他的人太多，因为招待朋友，他曾创下一天下十六次面条的纪录。他的关系在街道，居委会的老太还不让他关门，怕他在里面做什么坏事。

　　王安忆那时候我们很诚恳地谈小说

　　“一听阿城来美国，我高兴坏了，去肯尼迪机场去接他。”画家陈丹青说，“阿城一见我就说，刚才见了一个美国警察，太胖了，肚子一顶纽扣就绷丢了。”在陈丹青的寓所里，阿城住了半年，他们一起看博物馆，在马路边吃冰激凌。侯孝贤和台湾影评人焦雄屏也常常去陈丹青的寓所去看阿城。

　　1982年去美国之后，陈丹青和国内很多人都保持着联系。他在那里写的第一封信就是给阿城的。他写到飞机降落时看到的美国印象，写到在卡内基厅看帕尔曼小提琴演奏的印象，阿城那时候迷帕尔曼，让他“务必详细说说”。阿城也把国内的消息告诉陈丹青，告诉他，“又出来一个莫言”，并且把《透明的红萝卜》寄给陈丹青，“我一看，爷爷、奶奶、八路军……一页都看不下去。”陈丹青说，阿城随后回信说，唉，以后不敢给你推荐作品啦！

　　阿城也把自己的小说给陈丹青看，“是用圆珠笔写在分行分格的纸上，全是原稿。”1983年，王安忆去美国，送给陈丹青译本自己写的小说：《六九届初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