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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蔚
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是“国际秘书节”，这个50年前在美国发起的节日，在当地知名度不高，但在中国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母亲节”。究其原因，在中国对教育程度要求较高的外企白领劳动力市场，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卖方市场”，连行政助理都成为“稀缺资源”。
最近，一家外企的中国区总经理和秘书的信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外企员工中广为传阅。很多人读了以后的感叹是，这位秘书太“牛”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家美资存储器生产商的中国区总裁回办公室取东西，发现自己没带钥匙，而秘书已经下班，自己被关在门外。他给秘书发的谴责信中，要求她今后无论是午餐时段还是晚上下班后，都要跟服务的每一名经理确认无事后才能离开办公室。
秘书的回信语气则相当强硬，她申明了六点意见，大意为：锁门是为了安全；总裁忘带钥匙是自己不对；8小时以外是私人时间，总裁无权干涉；虽是上下级关系，但总裁说话也必须注意语气等。最绝的是，秘书似乎有意要把矛盾扩大化，这封信被抄送给了该公司中国区的所有员工。
对这一被中国媒体冠名为“秘书门”的事件，不同背景的人见仁见智。中国外企雇员大多持赞赏态度，认为这位秘书为大家出了一口气。而在中国香港和美国有工作经历的人则认为，总裁的要求并非完全不合理，秘书加班是分内事。中国每年吸收约6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每年新增大量的外企工作岗位。一些有一技之长，又能讲流利英语的金融和律师人才，每周都会接到猎头公司挖人的电话。外企在美国和中国香港每年平均加薪幅度4%左右，而在中国内地加幅起码翻一倍才有可能留住员工。
在香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员工炒老板鱿鱼的情形也相当普遍，但之后香港劳动力市场转成买方市场，打工仔谨小慎微，秘书们在公司里常常一做十多年，很难想象他们会做出那位内地同行的豪举。从香港转去内地工作的专业人士，最怀念的往往是他们的秘书。
美国人虽然讲究个人时间，但一般也不会把与上司的矛盾公开化。毕竟找工作时，新的雇主要从旧东家那里寻求反馈，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后路断了。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老板对下属也更为尊重，这从下属可以对老板直呼其名就可以看出来。
“秘书门”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是因为它触动了不少中国人一条敏感神经。千年农业社会沉淀下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先富起来的政策对此观念虽有所震撼，但随着贫富差距拉大，老百姓不满意为了效率，暂时牺牲公平。
在外企，普通员工的报酬虽然已经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好几倍，但他们也看到从海外来的“洋老板”的待遇和地位，远远高于本土员工。这就让部分人形成了心理失落感。也有人把专业精神和人的尊严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将一些专业性的要求认作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中国目前的外企白领员工的劳动力价格，表面上看和其在发达国家的同行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如果考虑到工作专业化和主动程度等综合因素，其实中国劳动力已经不是很便宜了。中国现在的户籍制度虽然给大城市的员工加上了一层保护伞，但随着这一制度的淡化，未来不仅外地人到城市打工，甚至外国的劳工也可能到中国打工，和大城市的居民争抢饭碗。随着大学扩招，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外企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美国专栏作家弗雷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预测，劳动力全球化将是世界大趋势。目前，西方大公司把工作外包到中国，中国成为目前这一趋势的直接受益者，但未来一些比中国落后的国家迎头赶上，会将中国的工资水平也拉平。如果世界是平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不会永远是卖方市场。
“五一”劳动节刚过，中国劳动者还需居安思危。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增值，培养良好的专业精神，才能在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继续有所作为，并争取到相对合理的待遇。(作者信箱：wei.gu@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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