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一些包工头利用民工换岗谋利

　　“跳槽”，现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一种谋生手段。尤其在浙江义乌，这座160万人口，却是有着超过100万外来务工人员的活跃城市。然后，从去年开始，一种几十个人集体跳槽的新情况却频繁出现，“胸有成竹”的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每次都能在一家企业下岗之后立即在另一家企业再度上岗，如此循环往复。

　　在他们的背后，似乎总有一只隐形的手在控制着什么。据了解，员工们辞职的起因一 般是嫌待遇不高，但大多与职业介绍人有关。他们“帮”这些跳槽的人联系工作，却不是中介；他们从工厂那里拿到报酬，却不是工人，有人称呼这类人为“工头”。表面上看，员工大规模辞职与“工头”们直接相关，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辞职事件中企业与员工法制观念淡薄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企业为节省成本，员工怕承担违约风险不签订合同，反遭一些所谓的职业介绍人“暗算”，这种企业用工中的“软肋”让人警觉。

　　“曹大姐”的“生意经”：跳一跳，赚一票

　　记者最初开始“职业介绍人”的调查时，听到最多的一个名字就是“曹大姐”，有的说她手下有不少工人可以提供，有的说她几乎是这个新行当中资格最老的了。

　　几经辗转，当曹大姐真正站在面前的时候，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她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只不过脸上的神情告诉每个人：她已经“混”了很久。

　　这个年轻姑娘告诉我们，她手下有不少工人，不少更年轻的小姑娘叫她“大姐”，一来二去大家也都这么叫了：“其实我没有这么老吧。”曹大姐笑容满面，同时熟练自如地对答着。

　　曹大姐来

义乌已经有几个年头。最初也是跟着老乡来打工的她同样经历过辛苦的阶段，工资也一样被拖欠过。后来她辞了工，一直在社会上这么漂着，直到在前年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我原来在首饰厂干活，知道他们的工人流动性很大，老板最希望能找到稳定的工人；而新来打工的则想有个稳定的工作，能每个月按时拿到工资。我就想，自己在中间牵个线，也能拿到钱。”

　　在2004年过了年之后，曹大姐就组织了十多个沾亲带故的老乡，带着她们到一家首饰厂打工，她自己很自然就成为了其中的带头人，出面去谈工资，谈工作时间和食宿。

　　工资谈定之后，那十多个人就开始在厂里干活，可曹大姐却不是，她早已收到了两笔钱：一是老板给她的“介绍费”，感谢她带来了这么多工人；二是那些工人给她的“抽头”：工作的前三个月工资的10%上缴给她。

　　因为“抽头”只能拿三个月，所以曹大姐总是过了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带着手下这些人集体“跳槽”，换一家企业，再赚这两笔钱。义乌的工艺首饰品厂不少，这两年来她们这支“队伍”也就“游刃有余“，已经在五六个厂里待过：先在下骆宅一家企业干了三个月，之后又转移到了太平洋饰品厂，三个月后又找到了珍尼饰品厂，之后又是……

　　至于每换一个厂能给曹大姐带来多少收入，记者从珍尼饰品厂的负责人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厂子里给她的中介费是1000元。工人的每月工资是1000元，她要抽走10%，她带来了二十多个工人，一个月至少可以抽走2000多元，三个月下来，曹大姐总共可以拿走7000多元，但自己却没有干过一天活。

　　记者就这个数字问过曹大姐，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反问了一句：“我拿的这些钱，没有犯罪吧。”

　　打工妹无奈“欲走还留”：有时我想走，有时我想留

　　在采访中，记者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何这么频繁的跳槽，曹大姐手下的那些人还愿意跟着她呢？曹大姐的解释是如果和厂子出了纠纷她可以帮着“摆平”，他们自然愿意继续留下。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

　　曹丽敏是曹大姐手下的一个工人，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曹大姐的远房表妹，也是由这位表姐带着出来打工的。

　　虽然已经在义乌待了两年，可曹丽敏还是有点不适应：“出来之前，我们就听说过打工要小心，辛辛苦苦干活，还有可能被老板骗，工资也拿不到，后来表姐说可以带我们，我们就跟她出来了。”

　　据说，现在在曹大姐手下的二十多个人，不是同乡，就是或多或少有点亲戚关系。这让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相对紧凑的“打工队伍”。

　　记者问她，是否知道每个月都会被“抽头”抽走工资的10%，曹丽敏也说知道，只不过因为亲戚的这层关系也不好意思明说。

　　自从来到义乌后，曹丽敏也“被动”地跟着跳了好几个厂了，说起来，她也有不愿意的时候，比如去年年前的一家厂工资给的不少，工作条件也不错，她也乐意继续干下去，可曹大姐说不干了，她也只能集体跳槽：“因为想想毕竟和亲戚同乡在一起，自己一个人离开不太好；再说她的能力强，跟着走总不会有大错。至于工资上吃点亏就吃点亏吧，也许离开后一个人还要吃更大的亏呢。”

　　这两年，他们的这个“队伍”中也有新人来，也有人离开：“离开的一些人也干的不错，我们中也有人想，他们能离开，我们也可以；可后来到了春节前，那些人有的拿不到工钱，也没有人去帮他们忙，我们就想想，还是留在大姐手下吧，有个事情也好让她来照应。”

　　只不过一直到现在，曹丽敏也没有遇到什么要照应的事情。不过她也说，还要继续无奈地跟着“跳”下去。

　　工厂老板的愤怒：工人一走，企业一抖

　　元旦已过，春节将至的这段日子，是

贺卡印刷厂最忙的时候。范文军也在招工帮着做完各种定单。可每当有人来应聘的时候，作为总经理的他却总要多问一句：“你是一个人来的吧。”

　　问这话的原因，就是范文军吃过“集体跳槽”的苦头。原来在去年的下半年，他所在的莫丽贺卡有限公司接到了一个美国大定单，需要招更多的员工开足马力生产。

　　这时，一个叫李某的人出现了，他向公司提出回自己的老家带一批工人来公司干活，范文军喜出望外，当即任命李某担任公司的人事主管，负责一切招工事务，并且发给他1000元当成工资。

　　李某果然没有让范文军失望，短短几天之内，他就“拉”来了17名老乡，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可后来的事情就出现了麻烦：李某先是要工厂每个月付给他3000元的工资，因为自己算是“人事主管”。这样的要求范文军自然无法接受，李健在厂里也不干什么活，凭什么拿这么多钱。一发生分歧，李某就威胁要带着自己的人开始罢工，甚至以全部辞职来要挟。

　　这些工人不干活，让范文军意识到出了大事情了：“我们约定交货的日子是2005年的中秋节，按照原来的计划，上午就能把货都做完，运上集装箱车之后下午就放假，这么一来，计划全毁了。”

　　范文军只能叫厂里所有的员工取消一切休假，连自己也亲自上阵干活。“我让送货的集装箱车就在车间门口等着，等货一做完就马上发车。”中秋节这一晚，莫丽贺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灯一直亮到了凌晨。

　　后来，范文军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这批工人：“以后我招人，绝对不能再找这样的一群人了。”

　　在义乌的另一家民营企业——太平洋饰品厂也遇到了与莫丽贺卡有限公司相似的事情。短短几天里，20多名员工集体辞职，带头的就是前面的那位曹大姐。在义乌市劳动监察大队，还保留着对当时事件处理的原始档案记录。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太平洋饰品厂厂长刘玉海说起来还是愤懑异常：“那一次，厂里一共有25人集体辞职，对厂里的打击非常大，整个生产车间处于半瘫痪状态，更可恶的是，厂里把那些生手全部培训成熟手，把熟手培养成骨干，培养成干部，培养成技术人员，没想到最后全被曹大姐带着走了人。对于企业来说，不仅承担了沉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有技术上的流失。”

　　可以说，每一次集体跳槽背后，都有一家企业要经受一次也许是伤筋动骨的大震荡。

　　管理者无奈：定性尚困难处理更无法

　　在义乌劳务市场，内行人都知道，干这一行的“职业介绍人”一般抽头一抽就是三个月，所以三个月以后他们就要开始新的跳槽，周而复始，要劳务费、中介费和抽头。

　　义乌外来务工人员大规模集体辞工风波的背后，其实掩藏着少数人的“实惠”。一次又一次的集体辞工，拖垮了企业，拖垮了劳工，却让一批现代“拿摩温”们赚足了腰包。

　　王晖是义乌市劳动监察大队的副大队长，他虽然处理了不少集体跳槽事件，可说到头还是觉得非常麻烦：“其实根本就没办法管，这种行为算不上黑中介招工，工厂愿意付钱招人，工人也没有被强迫抽头，怎么定性呢？说到底，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法规操作，像这种职业介绍人引起的劳资纠纷确实很难处理。”

　　现在摆在劳动监察部门面前的，是如何看待这些职业介绍人。不过目前却还认为他们属于‘三不靠’人员：既不是通常所说的非法黑中介，因为他们也可以算是务工者，并不纯粹靠非法劳务中介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又算不上什么人力主管，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的外来务工者。王晖认为：“应该说，这些‘职业介绍人’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用工秩序，损害了企业利益。但这种还无法界定的身份，让我们对他们更难监管。因为还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法规对他们进行制裁，所以很难约束。”

　　深层追问：工厂为何留不住人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谈到集体跳槽，不少老板也直说，就业环境不好，也间接培育起职业介绍人的生存空间。

　　在义乌的不少企业中，“饱一天饿一天”的情况平常而又平常，有定单了开足马力生产，没有了就放假，只给员工一半工资甚至只发一两百块钱。

　　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弱势一方的工人们只能无奈接受。现在，此地说到招工，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义乌老板几乎都要说这样一句话：“招不到人，就算招到人，能够长久留下也是困难。”

　　出于对劳务市场上“老油条”类劳务者的不信任，老板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在家乡有关系、有人脉的老员工身上。老乡带老乡，老职工带新职工，成了现在义乌很多中小型企业招工的“捷”径。这就使得这批一下子能带来一批工人的“职业介绍人”有了生存之地。

　　在义乌北苑工业园开厂的王宇明说：“我们就想如何能把做熟的工人留下来，原来还想都招同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也许愿意一起待在同一个厂里，现在看看也有副作用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相当一批打工者愿意依附于“职业介绍人”手下，与此同时，工厂中劳动环境，各种保障缺失的现状无法得到根本改善，“职业介绍人”继续带着民工跳来跳去，恐怕还有它的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