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才忧患

朱文晖 插图/苏益

　　刚刚从香港某高校博士毕业的上海女孩张妮（化名），今年可谓“三喜临门”：在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后不久，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被母校聘为讲师——这在她的同学中可谓凤毛麟角。

　　在这背后，是香港近年来对来自内地的高端人才的渴求。十年前，香港经历金融危机和SARS的冲击，大量本地人才流向欧美，但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众多在港的跨国公司需要能开拓中国市场的内地人才；现在经济回升，香港自身也更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这些人才名单中，有些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胡祖六、谢国忠、龚方雄、马骏等金融高管；而在香港的高校和商界，也有大量的内地精英。随着这一队伍的日益壮大，香港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些人，并给上述新移民冠以“新香港人”称号。在香港媒体中，“新香港人”被视作成功一族，他们在中环的高档写字楼办公，拥有精湛的专业知识，被认为是香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自由之港的魅力

　　是什么吸引了这些人才留下来为香港打拼？记者听到最多的回答，是自由与包容的环境。这个多次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中国城市，因为它的开放而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专业的徐岩教授在香港待了整整十年，他对此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徐岩曾经两度参加香港特区政府的IT人才工作咨询会，并对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内地赴港新移民面临的切实问题。例如，过去赴港的人才是不能携带家属的，但徐岩提出，如果不解决后顾之忧，将影响内地人才赴港的意愿。在当时的咨询会上，他是唯一代表内地人士的顾问，但他的意见受到了重视——现在内地人才赴港已经可以携带家属。

　　徐岩还经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畅谈自己的想法。“令我很意外的是，香港特区政府部门不仅阅读了有关的报道，而且会对我的想法给出回应。”他说。此外，他还担任着香港电信业联会的常务理事。“在这个9个人的团队中，只有我一个内地人，而且还不会广东话。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和其他人的交流，我可以用普通话发言，而如果我听不懂他们的内容，可以要求他们用英语或是讲得慢一些，直到我理解。”徐岩说。

　　凤凰卫视评论员朱文晖14年前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香港，如今也成为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的座上宾。谈起对于“新香港人”的体会，他说：“感觉挺好的。”坐在特区政府的会议室，虽然只是说说话，但朱文晖已经有了主人翁的感觉。

　　今年，朱文晖所倡导的“港深建设大都会”研究课题得到了特区政府的回应，特别是其中“开放深圳居民以电子证自由来港”的建议，更是在港深两地都引起轰动。谈起这个课题，朱文晖说，香港的未来注定需要“更多的中国思维”。

　　并非只有美感

　　绝大部分“新香港人”目前已经认同自己的香港身份，愿意为香港打拼，但很多人刚来香港时，并没有对香港一见钟情。朱文晖说，你要做香港人，“至少得存活下来，得买得起房子。”而众所周知，香港寸土寸金，很普通的公寓楼，都可能要达到每平方米4万元，要达到买得起楼的境界，绝非一朝一夕。

　　不过从访谈来看，辛苦的奋斗、快节奏的步伐并不能难倒内地英才，独处异乡的寂寞及社区生活的难以融入，却是新来者的普遍感受。

　　在香港学习生活工作了近十年的瑞秋曾以全A的大学成绩被“四大”之一录用，随后又拿下ACCA证书，获得公司提拔加薪。但是她向记者坦承，虽然自己有永久居民身份，却难有在香港生根的情怀，“在香港读大学时，总感觉与同学无法像在内地那样深入交流。”作为一个“传统且现实”的上海女人，她还是打算以后回上海去发展。

　　和瑞秋一样，同样身处审计行业的雪儿觉得在香港很孤独。“香港同事有时感觉很讲原则，有时又显得很随意，搞得你在交往中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要求自己。”她还透露，同事之间表面和气，背地里的竞争异常激烈，有时令她无法适从。

　　而瑞秋和雪儿的故事，与“协和沙龙”召集人之一、汇金金融集团主席胡野碧的经历相比，简直是小儿科。作为香港第一批引入的三个海外专才之一，胡野碧在香港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他以自己的经历编成的小说《股色股香》，一度风靡港岛。

　　在香港中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胡野碧戏称：“中环已经是‘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不过要讲普通话。”这番玩笑之辞其实指出了香港社会对于内地新移民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香港社会需要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仍有一些观念守旧的港人认为内地“表哥”就是要素质低一些。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院长兼香港WTO协会主席王贵国回忆到当年刚来香港时很有感触。1986年初，才三十出头的王贵国便进入香港孖士打律师行，拿着5万多港元的月薪，享受半山豪宅——当时普通打工仔月收入不过数千港元而已。

　　但如此强势的背景也不能使他免于被看低。“刚来香港时，香港人在与内地同胞交往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衰退，以及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看法已有所改变，特别是近五六年。”王贵国说。

　　王贵国认为香港在让内地新移民融入社会方面做得还不够，而“新香港人”这一名词本身也有问题。香港媒体用这个词来区别李嘉诚和董建华年代的成功香港移民，但却无形中忽略了那些尚处社会底层的新移民族群。

　　例如，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大批靠婚姻关系进入香港的移民，其生活状况并不如人意。一位香港社工向记者透露，过去十多年，曾有不少内地妇女希望通过婚姻进入香港，“很多人在内地虽然过得不算富裕，但居住条件要比香港好得多，甚至工作层次也比她们的香港老公强。但来港后，她们找不到工作，生活往往处于社会底层，却为了永久居民身份不敢离婚，忍受了多年的辛苦。”这位社工说，“我们每周都会和大量的内地新娘接触，倾听她们的困难，希望能提供帮助，减少家庭冲突。”

　　新移民的未来

　　王贵国说，对于“新香港人”的提法，他并不认同，更不希望自己被扣上这个“帽子”。“这种提法本身就有点狭隘。”他说，“而且这种提法也很难界定。1997年前大批香港人认为香港不会有前途，加入了加拿大籍，现在香港发展好了，他们又回来了，你说他们是新香港人还是旧香港人？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新旧人的说法，你怎么去判别新旧北京人或是新旧上海人？在美国，根本也不会有人想到新美国人。”

　　去年成立的“居港中国海外学人联合会”更是向香港立法会提意见：现有法规草案往往并不能解决内地新移民在融入香港社会的遇到的特殊问题，对他们的法律保护是不够的，政府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新香港人”希望今后香港对内地人更平等对待。张妮说：“内地出身的学者要在香港的大学留教，必须是从欧美‘牛’校博士毕业，或是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才有机会。不过上述情况并不适用于香港本地生源，不少香港讲师根本就没有博士学位。”张妮认为，可能是她先到手的永久居民资格，让她很顺利地被母校录用。

　　财华社行政总裁余刚对记者表示，他曾很想招些内地毕业生，但香港的企业要录用内地人士要经过众多手续。需要登报公开信息，让外界确信，这个职位因为没有合适的香港人，因此才需要招聘内地员工。出于种种考虑，他最终缩小了招收的规模。

　　也有“新香港人”希望参与香港的政治选举活动，从而推动香港关注这一群体。但对此，王贵国至少在未来几年内都不抱希望，“当然，不排除随着普通话社区的扩大，有区议员从内地新移民中诞生。”

　　不过目前来看，内地新移民融入香港社会的趋势正在加强，香港也正朝着更加和谐、繁荣的道路发展。这也是诸多所谓“新香港人”的共识。舒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