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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驻上海记者 邹瑞萍
(从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到人大代表培训制度化、从成立三大干部管理学院到出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从提高对国家行政人员培训的补贴到加大对企业培训的资金投入等，近几年来，新一届中央政府一系列新政和举措，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培训”已成为一个新关键词汇进入高层决策者的治国思维。)
以2002年为分界线，中国政府的培训风暴在此之后愈演愈烈，国家对干部的管理从此进入了“培训时代”。
从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到人大代表培训制度化、从成立三大干部管理学院到出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从提高对国家行政人员培训的补贴到加大对企业培训的资金投入等，新一届中央政府一系列新政和举措，使人深切的感受到，“培训”已成为一个新关键词汇进入高层决策者的治国思维。
“培训”从没像现在这样受到国家管理者如此的关注。
“海外培训计划”:
中国高管的“哈佛”之旅
这个月底，中国的60名左右官员将在哈佛大学开始他们的培训之旅。他们是这个培训项目的第五期学员，也是最后一期，3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他们将和之前接受培训的官员一样，重返岗位，为政府管理注入新的思维和方法。
总数大约300名的这些接受培训的官员身份令人侧目:他们都是我国厅局级(地市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这项名为“中国领导人发展项目”的培训计划开始于2002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合作开设，内容是进行公共管理高级培训。这项计划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同时也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
组织培训的国家相关部门表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的培训将帮助他们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3个月里,学员们学习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包括公共管理、危机管理、招商引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廉政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
一大批美国的在任和退休官员来到讲堂，包括前国防部副部长怀特教授、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中美关系专家傅高义，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授了美国的公共管理。
对于学习效果，参加第四期培训的河南省焦作市委常务副书记杨树平说:“这些方法对来自地方的领导干部特别有用。”
他的同班学员、湖南省副省长徐宪平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每年因此造成数千亿元损失的现状感到痛心，在美国学习期间，除了完成课业之外，他集中精力就美国的信用体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
之后，徐宪平也对电子政务有了一种“脱胎换骨”般的认识:“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上的政府运作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全天候服务的过程，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一个简单化的过程，一个高效率的过程。”
徐宪平从哈佛归来后，在他的推动下，目前湖南已经出台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将企业、个人、公共服务和商业领域的诚信问题放在一个办法中去规范。这在全国是一个创新。
四年前参加“哈佛班”第一期培训的教育部部长助理李连宁坦承，在培训前，他对“私有化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外国投资优惠政策”等问题还心存困惑，但通过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案例分析及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后，对这些问题不仅豁然开朗，而且在认知程度上获得了提升。
通过了中组部干教局的考核参加“哈佛班”培训的许多学员，在结业之后，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他们认为自己收获太多，上到观念，下到处理问题的方法方式，处理政务的思路都变得异常开阔。甚至有人认为短暂的培训使自己变了个人。
尽管民间有部分对培训费用和效果等方面的质疑声，组织部门始终坚持了这些做法，而几乎每个学员回来后，都给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继续办下去的建议。
目光长远者相信，无论如何，培训官员比不培训的效果会更好，除了现实的官员施政能力提高外，它对未来的政府管理方式，也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可能性。
三大干部学院:干部培训新摇篮
“称职的第一行政长官应是组织的首席学习长官”。
这是国家人事部在一次针对干部培训赴加拿大、墨西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理由很简单，因为“培训是敲开竞争之门的钥匙”，如果主要领导人对学习不在乎，别人谁还会在乎呢？
他们同时得出的结论是，培训的回报率很高:对公务员培训回报率可达300%。
2005年3月下旬，随着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和浦东干部学院的相继开学，自2003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干部培训达到了高潮。
对于这三个干部学院的成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表示，这是培训机制创新的形势所需。2002年底，一位中央高层领导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从下一年开始，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各级党政部门要加大对干部培训的投入力度，用5年的时间，争取将全国县处级干部约50万人全部轮训一遍。
一位行政领域的专家曾计算过:按干部轮训3个月的标准，整个行政学院系统5年最多培训15万人;规模比较大的党校系统就算能培训20万人，这样加在一起离50万人的目标还是有差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在2002年底那次会议上，提出要抓紧建设井冈山、延安、浦东三个干部培训基地。
党内理论研究人士认为，井冈山、延安、浦东三大干部学院的开办，将为未来中国的领导者灌输有价值的知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兼任三所学院院长。学院成立之初，贺国强先后赴三地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宣读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贺信。
根据区域资源的优势，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延安干部学院将建设成为面向全国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基本国情教育基地;浦东干部学院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的新型干部教育基地和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
2005年3月25日，“全球化下的领导与领导学”国家论坛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行。包括哈佛大学的芭芭拉·凯莱曼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其他方面的专业人士以及学院学员和教师共200多人参加了该论坛。这一论坛的举办被认为符合中央的要求——把这个学院建成“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新型干部教育基地，和开展国际培训交流合作的窗口”。
三大培训机构究竟会为未来的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等待时间去检验。
人大代表培训制度化:5年培训290万
我国有290万名人大代表，其中乡一级的就有218万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有的基层代表对人大代表内涵以及履行代表职能的途径认识不太清楚，这和我国的国情有关。但另一明显的原因是:对代表的培训不到位。
如今现状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006年4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培训再次在上海举行。至此，全国人大已举办了5期这样的培训。
大规模地展开全国人大代表培训是从2005年开始的。
2005年，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形势给人大代表履职提供了新空间，对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上海的培训班上，一共有17个省市和解放军、台湾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培训的，主要是那些新当选的代表和基层代表。”培训的合作接待方、上海人大常委会培训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项扬说。
虽然面临着换届的问题，但全国人大的雄心是每年召集一部分，用5年时间，将全国人大代表培训一遍。培训的费用由全国人大负担，代表无需支出也没有补贴。全国人大培训中心准备了上千万元的资金。
全国人大相关人士也透露，全国人大代表的活动经费由每人1200元提高到了3600元——2005年发布的《意见》提出，要适当增加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经费，列入中央预算，专款专用，严格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是参加这次培训的代表之一。“虽然已经当了几年人大代表，但还是想系统地听一听。”
从培训内容设置上，所授除了人大代表应知应会范畴外，另一个很重要方面是让代表意识到全国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
这场培训由全国人大发端，但地方各级人大也纷纷拉开培训大幕。我国有290万名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2988名，省级2万多人，地市级12万人，县级58万人，乡级218万人。
而上海市在2003年下半年在市人大常委会筹建了培训工作委员会(简称培工委),在全国第一家成立了培工委。
据项扬介绍，培工委是一非常设机构，工作人员有5名。“上海市财政对培工委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上海培工委的培训，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培训人大代表，还延伸到执法机关干部依法行政的培训。 该机构还尝试对市民进行培训，以图公民对人大机构有宪法意义上的认知。
出台《干部教育培训条例》:
造就高素质人才新举措
2006年3月29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
这份文件以法规的形式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也是第一部关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基本规章。
《条例》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教学方法、教育培训机构和师资、教材、经费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条例》对培训的考核与评估也作了具体规定。并且，接受培训的情况将作为干部年度考核或任用考察的重要内容，并将被作为干部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不同于以往理论素养提高的要求，《条例》明确地将执政能力的提高放在培训目的的首位。
《条例》出台的第二个月，中央便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培训计划。从今年4月到明年1月，全国5300多名县级党政一把手，将分批走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课堂，参加为期7天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培训。
对全国的县委书记、县长集中进行专题培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这轮专题培训的目的，就是帮助这些干部提高领导新农村建设的本领。
不久后，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鼓励广大公务员在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
一些党的培训机构也开始加快能力培训课程开发。比如，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培训中心就已形成了一整套以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系列化品牌课程，抓住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广大学员一致反映“耳目一新”。培训中心主任姚雪认为:“能力培训的一小步突破，会带来干部培训的一大步进步。”
领教过该培训中心“晁错论辩”课程的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云鹏对课堂上的情形记忆犹新，当时培训老师抛出的讨论案例是:从对一个“领导干部”的要求看，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优、缺点各有哪些？每个人每轮只能提一条意见，而且不能与他人重复。后来，学员们一条一条的意见，将黑板上写得密密麻麻。
“优点:立身为公;开拓性;创新;与一把手的关系处理得好……缺点:自以为是;缺少团队精神;把一把手的支持看得太重，忽视同事支持;沟通有问题……”
“在最短的时间内充分调动每个人的脑力，这样的课学员怎么可能偷懒？”张云鹏说。
条例出台短短两个多月，更多大规模的、围绕干部能力提高的培训在中央及各地方就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它改变着中国官员的面貌，造就着新型的高素质官员。
中小企业培训:国家买单
“人才荒”越来越成为“十一五”中小企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的瓶颈。对此，国家发改委表示，2006年起将全面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加强人才培训，并将联合包括中组部、人事部在内的5部委，探索建立非公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并准备在年内开展试点。
这是4月12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中小企业培训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据了解，此次会议是2003年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首次召开类似会议，也是对“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实施3年来首次进行全面总结的会议。
2003年开始运行的“银河工程”，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负责组织，国家给予一定资助，以提高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素质和经营发展能力为目标的人才培训工程。截至目前，已为中小企业培训人员近12万名。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司长王远枝表示，从2006年开始，我国将全面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培训工作是其主要内容，为此，“银河工程”将首次由部门工作“升格”为国家战略，以与成长工程配套。
国家高度关注中小企业人才培训，缘于中小企业正面临“人才荒”。“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和中小企业自身竞争需要，中小企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并存的结构过渡。”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助理巡视员郑昕说，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人才队伍的结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
为破解“人才荒”,国家发改委正酝酿完善中小企业培训的政策体系,包括:配合中小企业成长工程，颁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培训工作的意见》，提供政策保证;努力争取公共财政对中小企业人才培训的扶持，从国家中小企业服务体系补助资金中安排相当部分用于资助各地的培训;研究制定鼓励、引导中小企业增加培训投入的政策。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根据“非公36条”相关规定，研究建立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职业经理人的测评、推荐制度，并将在年内联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选择部分省市试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欧新黔表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6%,他们能否健康快速发展,对我们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与人力资源的匮乏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只有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可以缓解这种矛盾。
这场自上而下的培训风暴，正以凌厉攻势漫卷全国，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之远，都将超乎想象。
在这个一切都快速生长和变革的时代，不培训，就意味着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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