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沛霆

　　文化，是个很虚，很广，是个什么人都能说谁又都说不清的杂乱概念。可是，凡是管理者，谁又能回避它呢？任何事业要想绕过它，都不可能。现实会逼着你，按着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去做工作，久而久之就是你组织里的文化。所以我常说，组织文化就是领导文化。小到企业大到国家都如此。

　　企业家如何“做文化”？

　　于是，最近我特意向企业老总们求教：什么是“企业文化”？大体也就了解了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想法和做法。

　　作为我国生产电力机车的大企业，南车集团的赵小兵总裁在谈到企业文化时，斩钉截铁地说：“文化就是习惯。通过教育、制度等一切手段让干部和员工在为人处事上都有良好习惯，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赵总的看法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中联重科詹纯新总裁则说：“用学习型组织方式，针对干部员工所能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深入研讨，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上来，从而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詹总的看法实际是做法，只要坚持做，就会成为文化。

　　由此，我想到杰克·韦尔奇也是这么做的。在每月开一次的核心干部会上，韦尔奇首先阐述自己下一个月的经营新思路、新理念，让大家讨论，直到统一到正确思路上来为止。

　　作为我国管理软件业精英的金蝶，徐少春总裁着迷于组织管理模式的研究与讨论，投入巨资推动这项对中华民族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令我深受感动和尊敬。他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就是企业文化的体现。

　　这也使我想到“现代管理之父”彼得·杜拉克围绕模式与文化说的一段话：“影响一群人的行为模式，进而凝聚共识……让人们心甘情愿为企业效命，使大家永远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做才对。”他还补充说：“一手把持整个组织，而等他一走组织便被掏空而崩溃，这是最糟的。”我想，这也恰可以作徐总所奋斗事业的深刻注脚。

　　学者们如何“说文化”？

　　而文化学者对文化，自有另外一番味道的阐述。

　　文化大师南怀瑾一生都在研究思考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讲述，我认为是比较透彻的，现引述如下：

　　“全人类所有文化，都是为了生命而建立的。” “文化的重点是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

　　“一国之历史、地理，是一国文化之本。”

　　“什么是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加上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五教合一的包容文化。”“什么是现代文化？我认为有影响力的只有四个方面：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一是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生产’经济学。”他提出的这四大理论，空前深刻地影响了众多精英的行为。

　　近年，学者们还有很多诸如：“文化是根”、“文化是灵魂”、“文化是内涵，又是表象”、“文化是个性”、“文化是软实力”等似是而非的观点，不一一赘述。我素来不喜欢纠缠定义，觉得分析出构成要素就够了。那么，文化的组成要素是什么？我觉得有四个方面：

　　文化=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价值观/人生观+文学艺术/思想表现+法制观念/习性习惯。

　　最终，一切都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前辈于光远所说的：“国家富强在于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在于企业发展，企业发展在于自主经营，自主经营在于企业文化。”可见文化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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