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生态的关键力量

　　邓中华

　　1978年，34岁的柳传志在《人民日报》读到一篇如何养牛的文章，他因此判定中国要转向。

　　那些在北京农展馆收到成山成堆简历的老板们是否会嘀咕：“大学生真到处都是啊!”

　　人们仍然在嘲笑牟其中的去企业家化和伪企业家化，揶揄他如此心安理得地彻底模仿毛泽东：头型和举手投足。

　　当无锡尚德的施正荣成为中国首富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杂志写到：“首富，政府造”。在施正荣创业初期，无锡市政府充当了VC(风险投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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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生态”这个词是如此笼统，以至于你翻开任何一本《战略管理》，它都会“教”你从政治、到经济、而后是法律、科技、文化等等不一而足分析商业运营的环境。同时，批评者往往兴奋地指出，企业的个性是如此的千差万别，企业所处的价值链拥有如此多的环节，各个环节又有如此多维的变数，谈论企业的个性和商业生态的关系毫无价值。

　　关键性力量！

　　告诉我关键性力量对企业个性的塑造是怎么样的？企业的个性是指企业对环境相对一致和持续不断的反应。作为企业个性的象征物，企业的图腾的遴选、抉择是谨慎的还是拥有某种神灵般启迪的特质，它会在多大程度反映了商业生态的质地？商业生态的根基和商业运营环境的哲学基石是什么？人们对于企业地位和功能的定位是超前还是滞后？企业家群体是否形成，企业们的特质都有哪些共性？企业都面临着什么样的系统性风险？

　　对官本位的批判即使不可充栋，至少也可汗牛了。在2005年风行的一篇写得深入浅出的呼吁现代工商文明的文章这样写道：“工商文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它的人际关系、官民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以暴对暴。”

　　一个以鹰为图腾的企业会选择向官员行贿吗，如果行贿是必须的话；沃尔玛为什么最终要接受组建工会的“建议”？面对商业贿赂、回扣的潜规则，

狼图腾者就不必要“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为什么即使是在高智商行业的IT，竟然也有人表示“这年头，谁的屁股都不干净”？

　　在面对商业生态滞后甚至落伍的扭曲现实下，企业的法人情绪、远见和视界、生存哲学必须充当判断是非曲直的关键性角色。“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的！”一位资深编辑如此轻描淡写地评论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此起彼伏的“原罪门”事件。企业把“原罪”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卸于滞后的商业生态显然矫情！面对滞后的商业生态所蕴含的机遇和风险，企业是应该积极寻租、在本来就倾斜的天平上继续为低沉的那一端增加砝码还是朝反方向走？是对抗还是屈服、甚至利用落后为自己谋利？是要利用制度、法制的漏洞还是呼吁大家堵住漏洞？你一定会跟我讲许多明星企业“肮脏的发家史”。当然，你也会提到大午集团的故事。你会告诉我，我的问题太过罗曼蒂克。“有些人以为弱势群体仅仅是失业者或农民工，这是肤浅而形而上的。”一位企业家对记者说，“有些合法经营者或者遵循现代工商文明的‘吃螃蟹者’也是弱势群体，前者看起来是那么的老实，后者则有些悲壮，就像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

　　“现在大家热衷于谈论博弈，但是博弈的主体建设都没有完成。博弈者本来就不合格，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何来的博弈？”一位经济学教授如是感喟。当中央进行

宏观调控的时候，他们发现要制约的不是企业界的投资冲动，而是他们的“诸侯”，再看看忙碌和愤怒的李毅中，听听张荣禧的发迹轨道，闲谈严介和的“起落”，你就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政府在中国商业生态所具有的关键性地位。这种社会力量的布局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的商业生态，也从根本上浸染了中国企业界的个性自我选择。无论是自觉还是自发，这种力量都根深蒂固，与生俱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在融资、市场准入、税收政策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这种软约束也造就了它们缺乏自生能力——当它们与竞争者公平竞争的时候，无法获得平均利润)。所以，民营企业要塑造出“狼、鹰”作为企业的图腾，即使不是要吃掉谁，至少也不要被谁吃掉。

　　我们的商业生态是否在逐步形成自我优化的机制？现在我们还可以用“海归”来引入“新鲜的血液”，但是这种做法的边界也清晰可见。我们是不是过多地批评了企业界选择凶狠动物作为图腾这一趋势？我们应该看到更多。企业在商业生态面前是屈服者还是建设者？它能成为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吗？“中国现在许多丑恶现象将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但是，谁来把丑恶现象扔进炼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