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潮商伦理

　　潮商企业大多既依赖家族又受困于家族。如何既利用好家族关系所形成的精神文化资源，又不至于为其所窒息，是摆在黄光裕们面前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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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我和他们比，他们的品牌在国内，我的市场在国外，没必要太高调。”一边喝着功夫茶，张武一边将自己的双腿尽可能在长椅上舒展开来。从身子周围的近百个电视监控器里，他可以看到自己庞大的内衣帝国里每一条生产线的运转情况。

　　张武所说的“他们”，是那些登上各种商业化富豪榜的同乡们。在最近一份500人的榜单中，广东籍富豪占去了74席。而在广东籍富豪的前十名中，出生在潮汕地区(传统上也称“潮州地区”)的就有七位，分别是黄光裕、 朱孟依、 钟声坚、黄俊钦、周泽荣、 黄茂如和马化腾。这其中又有四位和张武同样来自汕头市的潮阳区。

　　当然，这份仅统计中国内地的榜单，并未将不折不扣的正宗潮州人李嘉诚列入。《福布斯》2006全球富豪榜显示，李嘉诚的身家已逾1500亿元，位列世界第十。

　　“报本”伦理

　　张武的内衣厂，位于潮阳的谷饶镇。与寒碜的镇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满街林立的穿三点式内衣的模特广告，其中不乏海内外的大牌明星。她们所代言的产品均来自这个简陋的小镇。这里每年生产的内衣产值近40亿元，集聚着400多家内衣生产企业及上千个海内外知名品牌。

　　32岁的张武与他的同乡马化腾一样，均毕业于深圳大学。但与喜欢用技术的马化腾不同，张武更像一个书呆子。于是，当他拿到金融、贸易两个学位去了美国时，大家认定他是去留学了。结果，一年后他却回来了，并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数千万元资金和一家成衣厂。

　　张武做老板后放弃了成衣生产，改做高档内衣，全部出口欧美市场。原来在美国这一年，他是在利用潮州人密布海外的网络，为自己的家族企业寻找新的蓝海。

　　张武家族企业的年出口额，多年前就突破了两个亿。但他拒绝任何人对自己财富的测算，也不愿与富豪同乡们作对比，“我并不想回潮阳，也并不想做内衣，我想去读国外博士然后做一个金融学家，但没办法，我们家族都是做服装的，我总不能眼看着他们做不下去。”

　　虽然张武将自己的选择归因于书本与海外经历，但在汕头大学教授刘海欧的眼中，他仍是一个典型的潮商样本。“潮汕经济的发展中，家族组织之所以得以复兴，家族伦理是重要因素。”刘海欧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对家族的报本意识，是潮商商业伦理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红头船”传奇

　　潮商之间的认同，并不限于血缘，还包括了地域，潮商们更喜欢将乡亲二字读作“自己人”。

　　华南师范大学林济教授向记者解释潮商团结的原因时说：“尽管与晋商、徽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但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

　　与陆上贩运所需的骡马辎重相比，从事远洋运输的红头商船投资巨大，但潮商的商船虽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备任何武器)，却不得不在海盗与波涛中穿行， “冒险射利，视海如陆”。

　　正是由于这种海上商业活动所具有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便是潮商群体生长出商业信用及团队协作意识的基础。　　林济认为，除此之外，潮商与晋商、徽商最大的区别还在于与官府的亲疏不同。后两者的发迹，大都存在对官府权力的依赖。而潮商的产生与发展，基本处于官府的压制之下，从未得到过官府的支持与庇护。

　　基于此原因，潮商群体极少发生由商向官流动的现象，坚持在商言商的纯粹商业人格。这种习惯保持至今。

　　在一次潮汕地区的商会会长会议上，当地政府的领导也应邀到会，会后在当地一家工厂食堂用工作餐。因会议开得过长，饭菜已经冰凉，这些亿万身家的商人们均欣然落座，无一抱怨，而且也没有人提出给领导加热饭菜。“我能来参加会议，是他们给我面子，而不是我给他们面子。”这位官员事后告诉本报记者，对于来去均无人接送，他早已习以为常。

　　成败均系家族？

　　正如张武不认为自己和那些富豪榜上的潮商有什么关系，刘海欧也认为，如今的潮商已与历史上的有了明显差别。“本质的差异或许不好说，但在‘诚信’二字上，肯定有所区别。”

　　除了最近深为负面消息所困的黄光裕兄弟外，数年前的“汕头信用危机”不得不提。2002年间，时任汕头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刘锦庭向市长建议，效仿深圳竖立小平画像的做法，在汕头人民广场竖立一座恩格斯像，把恩格斯的一句语录雕刻在像下。这句话是：“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刘锦庭向本报记者解释他的初衷：“那时汕头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经济增速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我的建议无非是想起到打气的作用。”　　

　　2000～2003年间，潮汕地区出现企业大规模逃税骗税行为。公开数字显示，仅2003年，源自汕头的虚开

　　潮商群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刘海欧曾对潮汕地区数十家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在潮汕地区，80%以上是家族企业。

　　刘海欧在调查中发现，在回答“您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对诚信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虽然50%的受访者选择“绝对讲诚信”，没有一个人选择“有时讲诚信”、“他人不讲诚信我也只好不讲”等，但他们选择实际奉行的原则，前几位却依次是：随机应变、稳定发展、只重视效益与利润、自信自强、诚实守信。“‘应该’与‘实际’之间表现出了较大的差距。”刘海欧说。

　　调查还表明，在作为企业伦理规则的主要确定者的企业高管中，个人信仰多为亲情型(亲戚和朋友)、权力型(有权者，80%认为在公司是一个人说了算)，伦理型及奉献型极少。

　　关于家族企业模式的优劣，见仁见智。一位著名汕头籍企业家面对将来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还是继续家族经营的问题时，就向本报记者坦言：“我还没到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这两种形式本质区别并不大。”

　　“潮商企业大多存在既依赖家族，又受困于家族的现象。因此，如何既利用好家族关系所形成的精神文化资源，又不至于为其所窒息，是摆在家族企业面前的重要命题。”刘海欧说。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崛起于各类富豪榜的潮商们，多为出走他乡始获大成者。不知这能否给张武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