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 慈善家和社会责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杨虎涛 孙京菊

　　先说说蝙蝠的故事。有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它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两昼夜得不到血液，蝙蝠就会饿死；很难保证所有的蝙蝠都能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中获得足够的血液，而按照生物遗传的频数定律，如果种群数量不能稳定在一个足够大的基数上，该种群就很难避免灭亡的命运。蝙蝠们自有的解决办法是：慈善援助。一只饱餐后的蝙蝠会把刚刚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喂食那些濒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道理很简单，多余的血液对于饱餐者而言所产生的价值远远低于在那些濒临死亡蝙蝠身上所产生的价值，这是边际效用递减律的再次体现，当施惠者与受惠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血液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从而使这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

　　有趣的是，生物学家发现，蝙蝠们的这种行为遵循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就吐血者而言，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其行为类似一种风险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然如此，蝙蝠们的这种行为又何以在数百万年里成为一种稳定的进化策略呢？20世纪晚期，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罗德建立了重复博弈中互惠利他进化的数学模型，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蝙蝠们的互惠利是依靠一种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才成为稳定的进化策略的，具有风险性的互惠利他不仅要求长期的重复博弈，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有背叛者，该行为就会被破坏，如果被破坏了，蝙蝠们就会以终止馈赠血液的方式惩罚背叛者，从而使这种有利于群体生存的方式延续下去，很显然，并非每只蝙蝠在两天时间里都能幸运地获取足够的血液，这种独特的生物行为出现在寿命长达40年以上，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生活群体的非洲吸血蝙蝠身上并不是一种巧合。简单地说，蝙蝠们的行为给了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对一个生物群体而言，利他行为是必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该物种作为物种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第二，利他的持久性依赖于群体的回馈机制，只有利他被承认且得到回报，这种行为才能持续下去，成为一个群体的生存策略，在一个互惠成风、慈善行为成为理所当然的世界里，蝙蝠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度过了艰难的生存竞争。

　　剥离道德动机的考究，仅就结果和过程看，人类社会的慈善行为和蝙蝠们的捐血并无二样，两者都是一种利他行为，蝙蝠们的慈善救助了自己这一群体，人类的慈善也具有类似功效，在人类社会里，慈善可以缓解矛盾，营造和谐，是弥合社会伤口的一剂良药。自古以来，慈善行为彰显出的人性光辉都被一再颂扬，从民间传说到宗教教义，慈善都作为一种基本的德行准则得到强调，无论是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的“仁者,莫大于爱人”，还是《圣经》中的“有求你的,就给他”，都映射出人类对慈善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薛仁贵故事中的王二夫妇、到佛教中割肉喂鹰的国王，民间传说和宗教故事都传递着类似的理念：若你有所施，必将有所得。

　　为什么从道德上必做的行为还需加上这种“回报”的注脚？这似乎是削弱了道德的纯洁性，让一种德行沾上了世俗的烟火气，变得不那么干净了。其实不然，一报还一报的理念宣讲正是一种对馈赠反应的激励，其目的是为了培育一种人人向善的慈善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宣传和蝙蝠群中的发现机制异曲同工，如果施的行为没有回报，在重复博弈的群体中，善施这种策略无法成为一种稳定的选择，在每个人的慈善期权每次都得不到承认和回报的世界里，“恶”会替代“善”成为一种替代选择，而其后果，是将社会带入霍布斯的丛林世界，当持善理念的个体在群体中占据多数时，善行就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当然，超越了生存底线的人类慈善家所需要的回报已不再拘泥于蝙蝠们那样的物质形式，但从营造善意氛围的必要性来说，对善的承认、表彰和尊重以及对施善者困境中的援助却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慈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尤其关注的是，中国的富人群体尤其是企业家们缺乏足够的慈善壮举，中国的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尽管有余彭年老先生这样年过8旬仍致力捐赠救助的慈善家，但仍不能掩盖中国慈善事业的富豪缺位这一事实，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参与捐赠的企业仅为1%，2004年胡润百富榜上的富豪，只有24位进入2006年的慈善榜，中国销售额最大的10家公司甚至直接与慈善榜无缘。在这张榜上，50位企业家共捐赠了13.5亿元人民币，仅占他们拥有财富的3%，而对比美国的前50名慈善家，他们5年内共捐赠了650亿美元，占他们财富的45%。这些数据和近年来的百万盛宴、富豪仇杀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就让人产生了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改革开发以来的富裕似乎仅仅孕育了奢侈仇富，而没有引起慈善和关怀，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果。　

　　中国的企业家之所以难以成为慈善家，背后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点：一是传统公立慈善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不够，很多企业家捐完钱后都不知道最终资金的去向，吉利汽车的老总李书福就对他的慈善款捐赠表示过愤怒，与此同时，对民间慈善机构的设立仍存在种种障碍。二是中国很多企业都还未摆脱高风险期，市场机会和生存还是首位的，尚未达到反哺社会的能力；三是中国的相关法制不健全，最典型的就是免税规定，根据公益捐赠法，纳税人的捐赠，免缴的税额只在3%以内。而且就是这3%的免税额度，也只有向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5个特定基金会捐款时，才能得到税收的优惠体现，否则一律不予承认。

　　这些体制的弊端固然存在，也的确妨碍了中国企业家的捐赠行为，不过，是否理顺了这些制度之后，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就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呢？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除了上述制度的弊端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注意到慈善氛围的培育，没有营造一种施者光荣，今日所施，明日有得的氛围，比如眼下，有人判定企业的慈善行为是企业为了冲抵起家时的“原罪”，有人觉得企业家慈善捐赠是作秀，是打广告，我们要求一个企业家在富裕时捐赠，在他失血时我们是否也给予了关怀呢？慈善需要机制，但同时也需要理念，理念的培育不能只依靠灌输，还要靠社会行为提供大量的支持，慈善氛围的营造也不仅仅只是道德伦理的宣传教育，它必须包含对一报还一报的强调。

　　我一直觉得，卡耐基之所以觉得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和西方文化的童年教育极有关系，欧美的儿童在万圣节可以随意拍打陌生人的房门，人们开门后不仅要笑脸相迎，还得奖励糖果，这些细节无非是给孩子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个社会是善意的，没有人以恶迎善。慈善氛围的培育从来就不只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它应该是社会性的，基础性的，企业家、富人都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群体，他的根苗就在社会之中，如果一个社会都有善的氛围，一个群体怎么会缺乏？

　　按照社会学的说法，最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橄榄形的，正金字塔和倒金字塔都不利于社会稳定，在橄榄形的社会中，出于顶尖和底部的都只是少数，绝大部分出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矛盾少、制衡力强，橄榄形社会的特征是能够提供一个稳定而平等的流动渠道，使下层能获取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但是，橄榄形固然稳定，它的前提却是孕育出大量的中间阶层，在一个尚未形成中间层的社会里，我们如何防范社会颠覆呢？而且，橄榄内的流动并非瞬间完成的，在流动过程中，我们如何保证大家都有耐心和希望呢？毕竟，即使流动渠道是畅通的，也并非每人都能获得流动的资本，因为流动也需要投入，如健康、教育等，没有这些，即使提供了渠道，也没有能力流动。我想，慈善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能够提供这些条件。

　　由于非橄榄形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慈善对这种社会的意义实际上比橄榄形社会里更紧迫，然而慈善要成为可持续的，离不开一个善意的社会氛围，在一个没有善行回馈的社会里，我们怎么指望底层奋斗者占据顶端之后会反哺呢？

　　(编辑/陈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