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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民都在为建立和谐社会付出努力的同时，企业经理人一定也在想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企业，因为家和万事兴，一个员工与老板、员工与员工间相处愉快、乐于合作的企业，其生产力一定较高，尤其是知识经济、服务业经济崛起的今日，团队合作取代了单打独斗，企业再造工程(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则以整合型任务取代了分工细密的流程，和谐关系与沟通顺畅也因此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元素。如何维护企业内的合谐正是每一个经理人面对的严峻挑战，尤其在中国组织中，派系纠葛、内斗内耗、谣言四起、各自为政恐怕是很
多管理者经常面对的头痛问题，如何解决?正是中国式管理的重大议题。
一如和谐社会的讨论，和谐企业议题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资本理论，依照美国社会学大师科曼(Coleman)的定义，社会资本正是人际关系结构中的某些要素，促成人们合作的行为。换言之，有了这些要素，一群人的互动会产生合作，因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反之，则互相内耗，互扯后腿，一加一反而小于二。那幺，什幺是社会资本?什幺又是产生合作的人际关系结构中的要素?
社会学者布朗(Brown)将社会资本总结为三大类——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以及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个人如何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力、社会支持以及长期合作等——的途径。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探讨了社会结构问题，包括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如中心者可以取得领导地位与非正式权力，中介者则有媒介交易的利益，“桥”更可以在两个团体间取得沟通有无的商业机会以及渔蚌相争下的渔翁之利。另外的结构研究则指向团体层次，一个团体的权力集中度、是否有小团体以及关系是否紧密都会影响此一团体的内部和谐与工作绩效。而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则是在一群人中—包括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相互信任、自我组织并表现公民行为的情况。
与布朗这种三层次分类方法不同地，管理学者阿德勒与匡(Adler & Kwon)采取了一种两分的分类方法。他们将微观层次和部分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部资源。而宏观社会资本与部分的中观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群体)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效率。前者归属于个人而且服务于个人的私人利益，因此被管理学者列纳等(Leana & Van Buren)称为“私人财货”(private goods)社会资本。后者则正好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财货”(public goods)，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集体利益。明显地，和谐企业的理论基础是建基于“内部社会资本”或“公共财货”社会资本之上。
什幺是创造“公共财货”社会资本的人际关系结构中的要素呢?
诸项要素中首推信任，社会学者怀特利(Whiteley)在研究国家社会资本的起源时，鉴于只有那些包含了善意的社会关系才可能产生出合作行动，他认为只有两种类型的信任才可能构成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对于国家的信任。类似的理论也存在于政论家福山(Fuguyama)对现代企业崛起的研究，他直接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信任，并指出英美文化中信任建基在宗教、认同与法治上，所以信任基础较广，可以产生大型现代组织，反之，中国与意大利因为信任限于家族范围，所以组织规模较小。
除了信任关系之外，关系管理研究一定要探讨关系网络结构，也就是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已有的研究指出，权力集中度高的组织不利于知识创造，小团体多的结构也不利于信息流通与知识传播，关系密度高的团体则并不如预期有利于新知传递，但密度太低的团体则不免冲突较多。一个团体的结构型态深深影响其中成员的合作精神与相互信任，故不可不查。
再其次，自我组织与公民参予是另外一个要素，政治学者普特南(Putnam)研究了“公共财货”社会资本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并发现在意大利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中，社会资本丰富的省分政治较有效能而经济得以发展，相反地，社会资本缺乏的省分则在民主化后内斗较多而行政效能不彰。他在说明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时，从两个方面测量了美国的社会资本：首先是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情况，用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表示；其次是美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用美国参加各种自愿性社会组织的人数来表示。他根据这种测量的结果，得到了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衰减的结论。
经理人如何运用管理工具营建企业内的信任?如何创造有利于组织发展的人际关系网络?如何促成员工自我组织及公民行为?这些正是增进企业内社会资本的要素，也是构建和谐企业的要素。感谢“管理学家”的邀稿，本专栏将会针对此一议题作出一系列学理与案例的探讨，希望对经理人的企业内关系管理有所助益。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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