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从高利润低价值到低利润高价值

　　当代经理人：您经常讲到企业公民这个概念，那么您对这个词是怎样理解的？

　　杜晖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也有对家庭以及社会的责任。同样，一个企业对于这个社会也有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做一个企业公民，就是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商业的目的是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你如果给员工很低的工资 ，最终会找不到好的员工；你如果不能给客户创造很好的价值，最终他们会对你望而却步；你如果不关心环境，最终社区会想把你赶走。当然，如果你不给投资人回报的话，他们就不会再在你身上投资。所以，企业要平衡所有这些人的需求。从长远来看，你尊重其他人的需求，你能活得更长，挣更多的钱。

　　另一方面，商业具有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的能力。前不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谈到印度的

艾滋病问题，这些艾滋病的药物非常昂贵，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买得起，但制药企业从每一个药片上都能挣不少钱。克林顿提出另外一种思路：降低每个药片的利润，低收入的人也能买得起这些药，制药企业就能卖出更多的药物。这些企业就从高利润低价值的模式走向了低利润高价值的模式。好的企业所努力做的事情就是让全世界的人能够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当代经理人：所以您认为，商业利益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统一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杜晖贤：当一个公司创造价值，它有权利自己保存一部分价值。利润对于刺激发展是很重要的，你需要资金去开发新的产品，去吸引投资者。利润是公司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利润的话，他最终会死掉。那些真正做到关心客户、关心雇员、关心供货商、关心社会的公司，同时也都是利润很高的公司。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领悟到，与周围事物的和谐是做生意更好的方式。

　　当代经理人：您觉得您的这种理念与现实之间有多大的距离？

　　杜晖贤：现实和理念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年前我到过中国，那时的中国还很穷。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在16年前，我们都会觉得现在的一切不可思议。

　　商业是很有创造性的。当商人看到一个问题，他们会想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个解决的办法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生意。这样就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性。针对社会中存在的各式各样的需求，就有了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法。商业的创造力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企业公民则让这股力量更加的和谐：不仅仅是赚钱，同时也能帮助贫困和弱势的人群。

　　当代经理人：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全球契约办公室做过哪些工作？你们是否对全球的企业社会责任状况做过一些评估？

　　杜晖贤：我们目前没有做那样的评估。很难说哪个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比其他国家好，他们有不同的商业模式。北美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强调为股东创造价值，欧洲模式更强调社会利益，中国则更加集体主义，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这些地方的公司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优秀的公司是怎样做的，然后帮助其他的人学习他们的理念和做法。

　　我们要求所有参加全球契约的企业每年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在年度报告中，你能看到他们是怎样实践全球契约的原则和精神的。这些报告发表在全球契约的官方网站上，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我们也出版公司的案例，其他公司可以从这些案例中汲取到一些经验，也能被大学当作教材。我们还有学习论坛，邀请企业对案例进行讨论。这些案例的学习很有价值，人们可以发现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以及背后的原因等等。

　　全球契约组织是一个平台，树立基本的原则，全球契约的工作人员要做的是让人们能够知道和理解这些原则，以及与人们交流如何实现这些原则。我们将政府和相关的各界人士组织起来，就一些政策问题进行对话。政策对于企业来讲，既是问题也是机会。在非洲的某些地方，30%的工人都染有艾滋病，这时候企业应该做些什么？这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例如在法律中规定企业不得歧视艾滋病患者，或者规定企业要为患者提供药物治疗。

　　当代经理人：与其他国家相比，你发现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杜晖贤：我到过中国各地的几百家企业，但我倾向于参观优秀的企业，而不是差的企业。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总是很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纳税多少，而在其他国家，企业会为自己纳税少而感到自豪。很多中国企业对国家的发展非常关心，他们对国家的发展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他们会用很多资源和努力来推动中国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他们自身也会受益，因为建设好了市场，自然会有更多的客户。

　　我对中国的领导人参观这些企业的频率感到吃惊。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的参观和评价非常有意义。这样的事情在全世界是很少见的。我记得我去过一个很有钱的企业，老板说，几年前某领导人骑着自行车亲自来告诉这个企业，你们应该给穷困地区多投资，这个老板真的就开始这样做了。这种激励方式在中国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当然，由于中国的市场扩张得很快，有时候企业很容易就能挣到钱，尽管有些挣钱方式对社会和工人并不好。尤其是把这些做法带到国外去，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优秀的企业是怎样做的。

　　当代经理人：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存在问题：避税，回扣门等事件，这些在国外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不是意味着跨国公司在华执行“双重标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杜晖贤：在狂欢节上，人们可以戴上面具尽情狂舞，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一个公司到了另一个国家，跟这个情形有些类似，他们会觉得自己不用再遵守以前的规则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尽管他们很想遵守以前的原则，但来到另外一个环境，可能会做一些它们本来不想做的事情。比如我到一个国家开一个工厂，想通上自来水，政府对我说要8年才能通上水，但他们又说，如果付2000欧元，就能想办法让我先通上水。在咨询别人之后，我发现这种事情在这个国家是很普遍的。那么，我该怎么办？等上8年，还是交2000欧元？外部环境的改变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我们鼓励公司坚持自己的原则，你一旦在一个地方犯了错误，就很难保证在其他地方不犯同样的错误，这些错误也会给企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当代经理人：要推动公司企业责任的完善，政府、NGOs(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这三方应该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杜晖贤：我想除了你提到的三个方面，还要加上学术机构。政府首先要制定好的，有约束力的法律和政策远景，确定社会前进的方向；确保好的行为得到奖励，坏的行为受到严惩。政府还要提供教育、医疗、通信，金融等基础设施。企业则要尊重别人，为社会创造价值。NGOs有两个主要的作用，首先当然是指出不对的事情。NGOs代表的是草根民众，他们永远要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们要和政府、企业一道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中国，我最喜欢的NGO就是残疾人联合会，每当他们看到残疾人受到歧视或者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们都会发出声音，告诉企业主或者当地政府，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显然，学术界的任务是不断的创造和发展各种科学理论，开发科技，然后由企业进行运用。政府、NGOs、企业以及学术机构一起努力的同时会有冲突，但就像糖和盐，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味道，但放在一起，就能做出非常美味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