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陆源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门口必经之路上，人们会看到一把屹然站立的椅子，它折了一条腿，这是为了纪念雷区被炸的人。这把椅子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意味着我们今天生活非常美好，但是在美好生活背后还有残缺，这就是气候变暖，这就是腐败，这就是贫困，这就是失学、失业一系列问题，我们企业太大了，关系亿万人的生活，我们要搭建一条更稳健的腿，使社会更美好。”在7月中旬的一场研讨会上，李文说得很煽情。

　　李文是中国石油集团(下文简称：中石油)企业传媒设计部主编，上述的研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际研讨会。

　　在那里，李文要分享的是，在过去的一年内，她和她的同事们，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为这家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过程。

　　在她之前，登台演讲的是中石化董秘局副主任黄文生、国家电网公司办公厅副处长李伟阳；在她之后，神龙汽车的总经理助理张文德还在等着发言。

　　他们在谈的是同一个话题，该如何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CSR)以及如何来履行和沟通企业该承担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相较于IT行业迅速冒出的新奇概念而言，CSR已然不是什么新的理念；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普查结果，在2002年之后，单独发表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数目不断增加。“我们发现过去几年中，全球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CSR报告，已经是大公司工作的主流，世界上最大250家公司中，大多数企业单独发表企业社会责任。”毕马威事务所可持续发展服务部主席George Molenkamp说道。

　　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开始关注企业的关键的非财务指标(例如环保状况、员工满意度等)之后，公司们亦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一概念。不过，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要写给谁看、该怎么写，这些问题困扰着众多公司，尤其是一些已经国际化或者正在国际化的年轻的中国公司。

　　责任之辩

　　和那些只有一两千员工的公司相比，李文觉得要编制中石油的社会责任报告实在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

　　“国电(国家电网公司)有150万员工，我们将近160万的员工。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大家经常说，我们是百万级的公司。这个公司又是最大的国有企业，要编社会责任报告，我首先要考虑我在为谁编。同时，我还要明确几个问题，中石油的CSR的责任半径是什么？报告披露口径是什么？什么可以披露，什么不可以披露？什么是社会责任报告应该承载的内容？”

　　当一切都置于中国的经纬之中，李文有些怀疑国外的公司做CSR的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公司，尤其是像中石油这样的巨大型国企。

　　李文出生在中国最古老的油田——玉门油田，从幼儿园到大学，李文都一直呆在当地油田所建设的教育系统内。李文这样的情况在石油系统内很普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石油系统管两头，“从生到死，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一个孩子出生油田单位最基层的工会要管，一个老同志去世追悼会单位主办。一言以蔽之，国有企业承担的责任比政府还多。”李文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石油公司要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外国跨国公司。

　　李文认为，虽然是跨国公司先提“社区建设”的概念。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许多地方，“一个矿区就意味着一个城市。大庆油田、克拉玛依油田都是因为石油产生的，没有石油就没有社区，社区里所有都是油田公司在供应、在负责。我们的医院、幼儿园、派出所所有系统都是健全的，当然在过去几年改革过程中，我们在剥离。”

　　对此，黄文生有相同感受，他认为中西方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本身就有所不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不同，我们发展初期就首先考虑可持续，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社区等组织，但没有宣传和总结。而西方很多公司搞可持续发展是过去20年的事情，之前他们主要是在向社会索取。”

　　然而，虽说如此，大多数的国外投资者和George Molenkamp一样，在他们眼里，中国企业做CSR，“总的来说是在台上的态度，很多公司在出口方面的表现远比他们在CSR方面表现好。”而“据我了解，在欧洲40%的投资经理，他们认为并且预期在三到五年之内环境、社会的表现和其他经济方面的指标同样指标，他们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会考虑这些问题。”

　　因此，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公司而言，要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如何与George Molenkamp这样的分析师、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沟通，就成了亟待提高的能力。

　　“中石油油气业务已经扩展到近50个国家，油气贸易达80个国家，这样快速的发展海外业务，使得业务经营、社区建设都需要跟国际接轨。”李文说道，一份更合规的CSR报告则成了重要的“通关牒文“。

　　黄文生的感受则更直接些，“我记得2004年我去伦敦、纽约拜访我们国际投资者，伦敦一家叫可持续发展的基金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可持续发展报告？我当时的回答是暂时没有单独的。但我们年报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我们是全球契约的成员，将来会出版可持续发展报告。”

　　作为中国央企的代表性企业，中石油集团和中石化股份公司在2007年分别发布了它们的首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李文看来，社会责任报告的出炉也有其内部原因。

　　“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国有企业，首先要积极响应政府的倡导，比如构建和谐企业，树立科学发展观，我们从企业高层管理层决定以责任促进管理，以责任促进企业可持续和和谐的发展。第二个，不用去避讳，提到中石油，人们一般会想到一些词，暴利、垄断，以及一些与环境、安全相关的问题，这是前几年我们确实遭到很大的重创，这使得我们内心和管理机制上都重新要反省自己，怎么提升管理水平，而不是一事一议，遇到事故仅仅处理一个事故，而要系统性解决问题。”

　　新实践者

　　当然，听到这里，你应该会和我一样想到国人爱说的那一句话“说得好听”。

　　不过，如果你听到陈英告诉你，“国家开发银行几位局级以上领导都坐在那里，来听我讲一个半小时。来了解什么叫社会责任，什么叫全球契约；对开发银行来说，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原则是什么；他们要投资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选择被投资对象。”你可能会更认真地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些转变。

　　陈英是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同时她还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除了国家开发银行，她还帮华能集团做了类似的培训，那是在华能集团写完今年的公司企业责任报告之后。“华能的总裁带着公司的管理层，听我讲了两个小时。当然我很惭愧，我讲得不一定好，我想告诉你们中国企业现在行动得很快，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陈英的受欢迎，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CSR在中国的逐步升温状态。

　　1999年，壳牌公司在中国发表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但中国企业的跟进速度相当缓慢。直到从2006年开始，以中移动、国家电网为代表，中国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才开始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

　　商道纵横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能源行业和其他跟环境保护关系比较密切的行业，如物流、汽车、化工等发布的报告数量较多，但金融、通讯这类传统并没有造成很大环境压力的行业也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事实上，除了企业之外，在中国，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有意识地开展CSR培训，“湘潭请我去讲的是襄樊宣传部”，陈英说道，“他们问说能不能讲讲在中国，责任报告该怎么做，为什么要做这个，重要性在哪儿。”

　　问题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都在利用CSR报告的信息做出决策。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们用的角度和方法也不一样，因此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如何让他们对CSR报告满意，成了新实践者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