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鲸施耐德与中国机床电器老大的没落

　　吴乐晋

　　编者按

　　“政府一定要看清楚，施耐德跑到这个乡下地方来干什么？它的目的就是垄断，在低压电器领域高、中、低端通吃！”日前，国内低压电器老大正泰集团南存辉针对施耐德与德力西合资的质疑声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施耐德向来以擅长并购著称，而且前后手法极为相似。日前，本报记者对施耐德在国内的几起合资、收购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在上海郊区嘉定南翔沪宜路1188号的原上海机床电器厂内，已经退休的原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陶育良带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参观这家曾经全国最大的机床电器厂。

　　他指着主干道左边一排红砖厂房说：“这是上世纪60年代仿照苏联风格建造的。”记者看到，这些厂房早空无一人，封死的大门上落满灰尘。

　　经过一个三层楼的建筑，门已经被木条钉死，窗户黑洞洞地开着，外墙爬满了野藤和爬山虎，据说，那是过去的礼堂。再往前走几步，他又指着右边一个白灰墙的房子说：“这里以前是工人们的澡堂，从这条路拐过去，你可以看到我们以前的后花园，那边院子里有南翔最古老的两株琼花，就是隋炀帝要到

扬州去看的那种花……”

　　走在这个废墟般的厂房里，陶育良“画饼式”的介绍方式，如同让人撞入了一个后现代的电影场景。

　　原上海人民电器厂副总工程师王书成对记者说：“去过那里的人，会有很凄凉的感觉。”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业基地之一。其中最风光的两个工厂就是上海机床电器厂和上海人民电器厂。今日的中国低压电器产业基地温州乐清柳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雏形阶段，仿冒最多的两个牌子，就是“上海机床电器”和“上海人民电器”。

　　1996年前后，这两家企业不约而同都与法国低压电器巨头施耐德合资。如今，上海人民电器厂虽然盛名不再，但效益依然很好，上海机床电器厂较之前者却如同天上地下。

　　当日老大何以沦落至此？上海又是如何失去低压电器产业龙头地位？

　　忆昔全盛日

　　上海机床电器厂退休高级工程师周光华，1968年毕业，先分配到当时的上海机电一局，在部队农场锻炼了一年半后，就分配进了位于南翔镇最大的工厂上海机床电器厂。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这家工厂。他的爱人也是工厂的同事。

　　上海机床电器厂原名华成电器厂，创立于1931年，1956年公私合营，兼并了附近的另两家机床电器厂，成为上海机电(一)局(现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旗下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600627，SH，现更名为上海输配电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电股份”)的下属企业。

　　周光华在工厂的前20年，也是工厂蒸蒸日上的阶段。还在1983年时，上海机床电器厂斥资引进西门子技术，生产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销量很好，交流接触器产销多年稳居国内第一。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机床电器厂已经成为全国机床电器的龙头老大。那几年，上海电器厂年产值近亿元，每年毛利率20%以上，工人1400多人。一切迹象表明，这是个蒸蒸日上的企业。

　　当时全国共56家上规模的机床电器厂，除排行第二的沈阳二一三机床电器厂也引进了西门子技术，其他还有桂林机床电器厂、北京机床电器厂、无锡机床电器厂等，但都与“十项指标全国第一”的上海机床电器厂有较大差距。

　　全盛时期，上海机床电器厂的工作人员到全国各地开销售订货会时，经常被“堵”在会场上脱身不得，一些销售人员不得不躲进招待所，避开那些疯狂的客户。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上海人民电器厂这些上海老牌低压电器企业里，当时它在国内低压电器领域排行第二。“上海制造”，是信誉和质量的保证。

　　工厂在不断壮大中。正如陶育良介绍的，上海机床电器厂源源不断地从上海市中心招聘年轻工人，陶育良指给记者看的那些空荡荡的工人宿舍，那时候一到下班时间，就热火朝天，被年轻人的笑声所充斥，其中，就包括陶育良自己的大儿子，他也在父亲所在的单位从事技术研发工作。

　　不平等条约

　　上海机床电器厂何以走向衰退？周光华和陶育良对视了一下，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合资是转折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制造”进入了更多国际制造巨头的视野，国内也出现了以合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呼声。如1996年上电股份就已经组建了14家合资公司，其中1995年一年就组建了6家合资企业。

　　陶育良回忆说，1993年，西门子主动示好，但是上海机床电器厂表现较为“矜持”，结果1994年西门子和苏州机床电器厂联姻，也生产交流接触器等产品，与上海机床电器厂竞争。

　　1995年，施耐德来到上海寻找合作伙伴时，当时的上海机电(一)局指定人民电器厂和机床电器厂与他们合资。

　　作为原上海人民电器厂的工程师，王书成回忆说：“听到合资的消息，最早我也非常赞成。合资可以引进技术、提高我们的产品，还有机会出口创汇，这些都是大家的初衷。”

　　于是，局里的领导、作为合资主体的上电股份及其下级公司上海机床电器厂有关领导，由工厂出钱，一批批地到法国去考察。在一种非常乐观的气氛下，协议在1996年4月签订。

　　中外双方出资比例为40：60，上电股份作为合作方，拿出上海电器厂最好的设备、厂房和500多骨干，从西门子买来新技术进入新的合资公司，新成立的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

　　“合资厂拿走的是我们最好的资源，除了有形的资产，还有我们市场。”周光华说，合资厂生产的就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从西门子引进的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被挑剩”的其余人员和设备、厂房依然归上海机床电器厂。

　　最令周光华们想不通的是，根据当时的协议，上海机床电器厂不能再生产和销售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这相当于是掐断了我们的命脉。因为当时客户称我们是‘交流接触器大王’。”

　　上海人民电器厂与施耐德的合资也如出一辙。上海施耐德配电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1月14日，施耐德持股60%，上电股份持股40%，上海人民电器厂出资买地皮、建厂和输出技术和管理人员，施耐德出软技术和产品。同样，按照协议，上海人民电器厂不能生产与合资厂有竞争关系的产品，也不能开发同类产品。

　　合资后，时任开发部主任的王书成发现自己无事可做，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一批技术人员“上书”反对合资，但是遗憾的是，“有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施耐德的意图。”

　　合资变控制

　　1997年，在合资公司还处于亏损的情况下，施耐德要求增资继续投入。根据上电股份上市公告，公司过去几年因为合资支出过多，1996年度净利润下降了64.58%，在此情况下，上电股份无力按比例追加股份，于是中方股比下调为20%。

　　周光华称，合资公司在初期“总是要亏损”。另外，合资公司的总经理、财务、销售、技术都是施耐德派驻的人，中方派来了副总和人事经理，如果对方从法国采购高价的零配件、给法国工作人员发高薪，这样的财务安排都是“悉听尊便”的。

　　另据王书成介绍，拿出优质资产和人才注入合资公司以后，上海机床电器厂和上海人民电器厂一样，遭遇了客户流失、市场萎缩、盈利每况愈下的危机。

　　于是，1999年，上电股份作了一个沉痛的决定——无偿让出20%股份，换回上海人民电器厂生产新产品的权利。

　　“新产品推出市场后，挽救了上海人民电器厂，2006年，上海人民电器厂的产值已经相当高了。可惜的是上海机床电器厂，从此没有缓过劲来。”王书成惋惜地评价昔日的伙伴。

　　而对周光华和陶育良而言，接下来是最不堪的几年。除了在合资过程中，出让了过多的权利外，在市场上，外资产品和民营低端低压产品的双重挤压也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低压电器产业基地向乐清柳市镇转移的大背景下，周光华说：“我们腹背受敌，效益越来越不好，就越没有财力投入研发和开发新产品。”

　　陶育良也客观地说，其实越到后期，工厂的旧机制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市场的反应也越来越迟钝，如民营企业上一个新品只要3个月，可是这边却要花上一年……

　　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后开始生产施耐德自有品牌产品，合资公司表示无偿让出生产交流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生产权，无偿将零部件转让给上海机床电器厂。

　　但是这个“施舍”来得太晚。上海机床电器厂已经回天乏术，有过三个月发不出工资的艰难时刻，年底经常靠上级出资“救济”。最糟糕的是，市场已经遗忘了这个昔日老大，上海机床电器厂的金字招牌大大贬值。

　　到2004年时，原书记和厂长都调走，高层只剩工会主席，陶育良等一批老员工回家每月拿650元的内退工资。新的厂长和书记到厂后，主要任务就是收拾残局，完成转制。

　　2006年5月底，来自柳市的黄旭春以332万元接手了上海机床电器厂，结束了这家老厂约50年的国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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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反思合资案？

　　本报记者 吴乐晋 发自上海

　　回首上海机床电器厂曲折的历史，周光华已经没有愤怒，只是淡淡地说：“当年，可是我们厂里出钱让领导们到法国去考察的。合资成功了，厂子倒了，领导走了，却没有人对此负责。现在合资公司每年效益很好，但是中方也只是每年拿个投资收益，而且这个钱并没有进入我们工厂。”

　　周光华反问记者，市场丢了，技术还如何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周光华当时在上海机床电器厂的技术二科，其他的技术部门还包括总工程师办公室、工艺科、质保科、计量科以及试验科，约130号人。在工厂被收购以前，技术部门缩水到10多人，当然还是“形同虚设”。

　　在2005年8月召开的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上，一位专家针对众多不成功的合资案说：“很多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实施者把问题想得简单化了，以为把企业卖给外国公司，卖给

500强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实际上，企业在把股份卖给外资公司后，对方通常就把它变成一个亏损的企业，在你熬不下去的时候，合资企业就变成独资企业。”另一位专家指出合资不成功，一个严重的影响将是：中国企业形成技术能力的团队被打散了！而这样的团队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振兴之本。

　　而令陶育良耿耿于怀的是，施耐德似乎也没有很好对待那500多进入合资公司的同事们。一部分中方中层干部，合资没几年就被内退回家拿700元/月工资。陶育良的儿子作为技术经理进入合资公司，合资初期，因两次被派往法国培训，签了6年不离厂的协议。结果接下来的6年里，每月总收入不到1600元，6年内工资只上涨了85元。6年合同期满，三个技术骨干马上辞职，不久，施耐德给未离职的那批技术人员大幅度加薪。

　　王书成现为正泰集团负责工程技术的副总裁，日前他也针对施耐德的合资举动指出，这是家值得警惕的企业。他说：“我说这个话不是因为我在正泰，而是出于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说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