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达能宗庆后之争与契约原则

　　夏业良

　　在一直关注中国经济走向的国际观察家看来，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之一法国达能集团与中国企业家宗庆后之间旷日持久的商业纠纷，注定将成为中国经济迈向全球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11年来，初出茅庐的“娃哈哈”在双方的精诚合作之下，飞速成长为中国饮料行业的第一民族品牌，双方合资的娃哈哈公司也战胜众多百年历史的食品巨头，成为全球瓶装水领域的冠军。这一奇迹般的成功，也使得达能与宗庆后的合作，被视为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的标本性案例，既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也成为中国政府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活广告”。

　　11年后，达能与宗庆后之间的商业冲突从媒体蔓延到法庭，从中国发展到在瑞典、美国等国的商业利益冲突，也同样因为清晰地映射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阶段性变化，而成为国际社会研究中国“大国崛起”路径的一个“样本”。而伴随着双方冲突的不断升级，这个“样本”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越来越值得人们忧虑和反思。

　　日前，宗氏家族企业在美国登记的几个法人代表之一陈仲华现身深圳，向国内几个地方的工商机关作证，证明自己的签名属于他人伪造，使得宗庆后家族控制的离岸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多家“外资企业”面临起码的合法性问题。随后，宗氏家族所聘请的美国律师在录口供的过程中，认为宗氏当事人提供的证言存在欺骗，向法庭申请不再担任宗氏辩护律师。这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家的诚信程度与守法概率产生了怀疑。

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甚至直接向中国媒体表示疑惑：“宗先生对合同的不尊重，是否代表了一代中国企业家的行为和看法？”

　　众所周知，在极少数西方反华势力的推动下，“中国制造怀疑论”在国际社会不断弥漫。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成长起来的资深企业领袖宗庆后的上述行为不断被曝光，事实上也为极少数西方媒体敌视“中国制造”提供了现实例证。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缺乏最起码契约精神和诚信品质的企业家，怎么可能生产出令人放心的产品呢？

　　其次，“达宗之争”中，规则违反者在几乎“零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巨额收益，凸显出

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相应的制度建设存在的严重缺陷。这种制度的缺失，是比投资“硬环境”更严重的“瓶颈”，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命题。

　　伴随着媒体与法庭调查的不断深入，宗氏家族所成立的“非合资企业”，涉嫌侵占国有资产，剥夺国有股东投资与盈利机会的种种问题被媒体不断披露。与此同时，达能集团在中国饮料行业所占有的15%的市场份额是否构成垄断，也成为媒体广泛关注的话题。但是，这些牵涉国有资产流失、影响行业生态的严重问题是否属实？应该得到怎样的处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任何政府或者法律部门进行调查，并向公众公布客观而准确的事实。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此案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娃哈哈”品牌究竟能否按11年前的合同被转让的问题，尽管法规明确、合同清晰，却在管理部门的“失语”下显得悬而不决，进而影响到整个案件的正常终结。

　　目前，宗庆后已经辞去合资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一职，而作为大股东的达能却在重重阻挠之下无法进入合资公司，陷入混乱的娃哈哈合资企业，每个月的利税损失超过1亿元。然而，比这些有形损失更严重的，是制度缺失所导致的无序，以及无序的法制环境给中国企业之国际形象投下的阴影。

　　伴随宗庆后成立“非合资公司”、转移合资公司经营项目与利润的步伐不断加快，达能可能面临“赢了道理、输了利益”的尴尬局面，成为这一冲突的直接牺牲者。果真如此发展下去，牺牲者和失利者将远不止达能一家。在这个问题上，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值得品味：“宗庆后或许会赢得对企业更彻底的控制权……这样的胜利会带来更为可怕的推论——中国的法规对类似违约行为缺乏制裁能力。这无论对中资还是外资企业都不是好消息。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输家是引进外资30年来仍然明显欠缺的制度环境。”

　　再次，在法律上还未分出胜负之时，少数媒体已经根据争端双方的肤色不同、作出简单的“道德审判”。伴随着事态的进展，重庆涪陵、湖北红安、河南新乡等与娃哈哈有利益关联的地方政府也发表公开声明对达能进行抨击，在相当范围内煽动了不正常的情绪，加重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环境的忧虑。

　　以史为鉴，可以明理。正是在充分吸收西方300年市场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总结30年改革开放得与失的基础之上，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的决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此次达能与宗庆后的商业冲突之中，中国政府部门与媒体所展现出来的公正、客观的态度，也让国际社会领略和感受到了“大国风范”之内涵。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与成长，西方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也在不断抬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中国投资最早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达能与中国著名企业家宗庆后之间的商业冲突，已经超越了“一城一地”的得失。

　　无论是法庭、政府还是媒体和公众，都应该通过积极努力，使这一案例成为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理性、高效的中国商业环境的良好契机。

　　(作者为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