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毅：中国管理学者的悲哀

　　郭毅

　　这个题目来自一次开会时的灵感，在《管理学家》上发表出来，应该有些意义。那次开会，与会者都是“管理学家”。大家都在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细细听来，净是些“新名词”，基本上是舶来品，由此产生若干感慨。

　　举目望去，在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中，管理学科可得到的研究基金算得上“老大”，每年除了从社会科学基金、软科学基金、政策研究基金获得研究资助之外，还有一个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能获得，或者说能得到很少的，那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学部每年拨给中国管理学者数亿元的研究基金。再加上各校商学院每年从工商管理硕士以及高级经理人培训中获得的收益，管理学科在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可谓“富甲一方”，其他学科则只能站在一旁，“望尘莫及”。

　　问题是，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与其物化收益并没有成正比，尤其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及其管理产生积极影响的成果极少来自商学院中的管理学者们。当社会舆论在批评“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们还至少可以列举出许多可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及其管理进程有所贡献的经济学家。比如，20世纪50年代顶住巨大压力、主张“计划生育”的马寅初教授，始终坚持真理、主张“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的”的孙冶方教授，改革开放后主张发展“股份制”的厉以宁教授，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吴敬琏教授，还有当下“极富眼球效应”的郎咸平教授，等等。这里所提到以及没有提到的

中国经济学家与在经济学极富造诣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不一样，并没有具有国际学术前沿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国社会经济及其管理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近年来，与管理学科的学者们所能获得的研究资金相比较，我国社会学学科的学者在相对薄弱得多的研究资金资助下，也开始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及其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前几年的“弱势群体”、“单位制”、“社会阶层”、“三农问题”、“城市改造”和现在的“和谐社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以及决策机构的重视与采纳，成为社会公众耳熟能详的、具有中国特征的概念。

　　对照下来，我们管理学者有多少研究成果得到社会认同，或其思想得到决策机构的重视和采纳呢？顾名思义，作为管理学者，应该能够发现、分析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更进一步，作为中国的管理学者，应该而且必须针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观察、分析，提出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并重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但今天中国的管理学者，有多少能够对现实的社会与管理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与思考呢？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相比较，管理学者更不能胜任“家”的称号，这不是管理学者的悲哀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的管理学者不能对中国社会经济及其管理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基本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样，以直面人生和严谨科学的态度来观察、分析现实中的现象与问题。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跟随着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管理学者的研究成果亦步亦趋，讨论着可能会在数十年后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或者由于国情的差异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我们更应该学习西方管理学者勇于面对现实社会、大胆创造新的管理知识的精神。

　　管理学科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还仅仅只有20多年的历史。但恰恰是在这20多年，凭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管理学科较为顺利地在引进西方系统的管理教育之后，又较为顺利地引入了管理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青年一代管理学者也被规模化生产出来，每年发表的论文、成果数以十万计。在这20多年尤其是近10多年，中国的管理学者们应用西方的管理理论，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及其管理进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问题依然存在，具有中国管理特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上仍有待中国的管理学者们的努力。其中的具体原因，据笔者观察，一些中国管理学者们在需要花大量时间与精力挖掘的中国管理现象与问题上，缺乏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代际传承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人文关怀感和知识创造意识，显得相当麻木，甚至到了极为冷漠的程度。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会告诉他人，中国社会经济及其管理进程中的现象与问题，而一个中国的管理学者却很难说清楚，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能够对现实所存在的现象进行分析提炼与理论概括，但管理学者往往套用西方概念来图解中国现实，这是何等可悲可叹的事情！

　　与中国管理学者对身边现实的麻木不仁相对照，那边却闹腾起来了好多年。近十多年来，西方管理学者热切地注视着中国社会经济及其管理进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笔墨讨论具有中国特征的“关系”、“组织”、“党委”、“领导”、“群众”、“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甚至于研究中国人的“酒文化”、“食文化”、“送礼”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组织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他们并没有采用讽刺挖苦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我们中国管理学者不屑一顾去研究的东西，而是作为理论现象努力加以理解与诠释。

　　2005年中期，中国管理学界出现了一个倡导“全球化视野、本土化现象”的思潮倾向，这可视为是中国管理学者们自省的结果。中欧商学院的梁能教授在国外期刊发表了一篇“哈佛案例的

病毒”的文章，批评中国的商学院教授们在进行哈佛案例教学中，引导着中国的青年经理人学会了结构化的分析，但却忘记告诉这些青年人，现实中的管理问题是复杂的、综合的，随时随地都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虽然梁教授没有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管理教育的改革，但这无疑揭示了中国管理学界正在遇到西方管理学界早已遇到的困境，即梁教授的批评与明茨伯格教授对西方商学院办学模式的批评如出一辙。但笔者认为，梁教授似乎真正想说的是，如何在“全球化视野”的条件下，寻求“本土化现象”。

　　如果笔者没有猜错梁教授的用心，那么要找到“本土化现象”，中国的管理学者首先还是要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比如，当管理学者到企业去做调查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应该多多观察企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想想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认知、观念、行为、结构、机制、文化等会导致这些现象的产生，哪些是源自中国本土特征的因素，不要只是被动地加以默认或者想当然地加以诠释。

　　其次管理学者应该有学者的独立人格、人文关怀感和知识创造意识，如果我们作为管理学者都缺乏相应的感觉与意识，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创造出能积极影响社会经济及其管理进程的成果，这就如同我们在培养管理学科人才的时候，只告诉他们如何分析市场、筹划资金、控制成本和制定策略，而忽略了现实中国企业管理者以及普通的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之道，甚至加以贬低与轻视，那么按照这种思路培养出来的人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难以担当重任，加上世俗化社会对青年人的影响，试想学生如何能够以回报社会的态度为企业努力工作呢？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管理学者中，除了社会责任感之外，另外一个最为缺乏的东西就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人文关怀感与知识创造意识。笔者坚信，在中国的管理学界，只有出现一大批具有独立人格、人文关怀感与知识创造意识的学者，才能开发出具有“本土化现象”特征的管理概念、范畴、行为和理论逻辑，才能使我们培养的人才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与系统思维观，并受到社会的欢迎。

　　应该承认，由于现代管理是一个西方色彩浓厚的学科领域，本国的管理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状态，加上中国管理学科缺乏如同中国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代际传承和研究传统，我们要出大师级的管理学家很困难。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和世界各地的诸多文明交互影响下，在中国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下，中国管理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在继引入西方管理教育和西方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能逐步将注意力放在对本国管理特性的研究上，放在能积极影响本国社会经济及其管理进程的研究上。

　　笔者的主张如下：

　　(1)要开发出具有本国特征的管理学概念、范畴、行为和理论逻辑，我们要对我们所听、所闻、所见的东西要保持强烈的好奇和灵敏的认知。虽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研究，提出一些简单的现象，但这毕竟与我们用西方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管理现象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可以用访谈记录、描述性或分析性的个案、关键事件分析、田野研究、事件史分析、文件整理等方法与手段来实现。这些开创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同样应该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与评价。因为没有这些，不可能发展到理论的框架化、模型化的阶段。在西方的管理学界，并不存在理论模型方能进入学术高殿的现象。思想火花的撞击是学术不断发展的动力，会促使一个个新的概念的产生。

　　(2)管理学研究可以借用其他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里不仅有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还有物理学、数学、系统科学和生物学，甚至还有政治学、语言学、教育学，等等。各种学术思想在管理学中的应用都是管理学科科学化的体现。目前，中国管理学者的知识创造能力远低于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应大力提倡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开放气氛。

　　(3)对此，社会学中的质化研究方法、经济学中的实验经济学和一些心理学实验研究方法可能更有利于我们挖掘现象、提炼主题、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做好知识的积累。不仅如此，管理学界应该像经济学界、社会学界那样，开展有关中国管理现象与问题的讨论与交流，而且可以与国际学术界合作，一起来研究与讨论。知识分子喜欢交流，才是在尽自己的本分。

　　(4)直面人生是管理学者做研究的应有姿态，为了积极地影响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决策或活动，主动地而不单单是以功利价值为判断参与实践至为重要。同时，在教育学生过程中，做一个小学生的意识恐怕要比现在满堂灌好得多。惟此，管理学者方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强化管理学者的独立人格、人文关怀感与知识创造意识是保证管理学者能回报社会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培育管理学界的学术自由和开放气氛至为重要。

　　(6)中国的管理实践深受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也是东方管理的典型代表。在面临高度不确定条件下，西方的分析与功能主义不见得就比东方的儒家与道家思想更有效。即便是经济更加发达，社会更加进步，中国的“问题解决之道”仍会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比如，西方人已经承认，西方的转型与变革思想在中国条件下就显得过于简单。尽管西方复杂性理论研究已经发展到艰深的水平，但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一直在对复杂的中国管理现实发挥更为灵验的作用。中国管理学者能否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呢？又比如，中国人喜欢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谈个三点到四点，既简单又全面。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思想或管理方式？

　　信手写到此地，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收尾。香港某教授批评中国大陆“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但据笔者看来，按照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管理学界的发展，倒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个10个甚至更多的、符合这位教授以及西方管理学界标准的“管理学家”，其标志是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并有较高的国际学术声誉。但问题是恐怕很难出如同中国经济学界、社会学界那样对中国社会经济及其管理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么，到底是按照香港这位教授的要求去做“真正”的管理学家，还是出一些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的管理学家？笔者希望，两者都有，而且后者更多一些更好。因为我们的管理学者对中国本土管理的了解远远落后于西方学者，几乎是到了无知的空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