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文瑞
这几年，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管理智慧的呼声不断高涨，针对企业老总办的各种传统文化讲习班之类的活动比比皆是。在企业家和经理人那里，时不时也传来运用传统文化解决管理问题的成功案例。但是，有一个前提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是我们究竟要从传统文化中学习什么。
传统文化包括的范围极广，读《老子》、《论语》固然是学习传统文化，看《三国演义》、《红楼梦》未尝不是，用《孙子兵法》、《曾国藩家书》的智慧驰骋商场是传统文化，用《周易》、相术甚至风水堪舆之类迷信手段辅佐经营又何尝不是？我们暂且把传统文化中迷信愚昧的一面撇开不论，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结晶，也有一个从中学习什么、如何选择、怎样进行价值评判的问题。
在我看来，目前对传统文化的倡扬，已经出现了某些误区。如果不注意，对于企业经营和管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对传统文化中兵法类读物的偏爱，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误区。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凡是讲运用传统文化进行管理的，往往以《老子》和《孙子兵法》为主，文学作品则往往以《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为主。这种选择，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倾向。说不客气一点，我们有许多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的管理智慧，往往带有“权谋”甚至“厚黑”的影子。中国的典籍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喜欢《老子》和《孙子兵法》？《老子》固然有丰富的辩证法，但毋庸讳言，《老子》里面充满了权谋式的理智，仔细读它，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个睿智的老头，用他深邃而冷峻的目光，剥掉了形形色色的伪善，给人类社会还原出一个“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的蒙昧世界。这个蒙昧世界与丛林世界相比，奉行的是计谋和策略。如何以柔克刚，如何以弱胜强，《老子》给我们津津乐道的是那种玩世界于掌上的“术”。所以，有学者坚持认为，《老子》实际上是一部兵书。《孙子兵法》更是直接进入了战争领域，包括谋略、用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确实同商场有点相像。读这些，真的能提高管理水平吗？
至于《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地位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民谚有“少不读三国，老不读水浒”之说。就是说，《三国演义》里有太多的权谋厚黑之术，辨识力不强就可能步入歧途。《红楼梦》的细腻情感似乎是商家不感兴趣的，而凤辣子的强悍和心计，甚至贾雨村的走门路和徇私情、平儿的忍辱负重、探春的精明强干，才是商家的榜样。没有人写贾宝玉的管理之道，却有许多人在王熙凤身上寻找管理诀窍，说明了以《红楼梦》为管理蓝本，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小说原意。
这种偏差不能完全归之于文本，好的文本也有可能出现歪读。正如鲁迅讽刺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境遇那样，即使如四大发明，也有正用和歪用之分，罗盘是用来航海还是用来看风水，责任不在罗盘本身。《老子》里的正题是辩证和智慧，讲述的是世界根本之“道”，《孙子兵法》更是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带兵的道德与不道德等等有精辟的论述。但是，我看到的文章书籍，只要涉及到管理，则很少弘扬《老子》《孙子兵法》的这些内涵，而是抓住其中的技巧性手段不放。倡导的是“术”而忽略了更为本质的“道”。这样学习传统文化，恐怕只能事与愿违。
要解决从传统文化中学习什么这一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学习是“为人”还是“为己”的问题。《论语•宪问》中载，孔子曾感叹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古代真正学习的人，是为了使自己得到充实和发展；如今太多的人学习，不是为了自身的提高，而是为了对付别人。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学习都有目的差异。这种目的差异，集中表现为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差异。只有“学以为己”，才能真正汲取文化中的养分，凡是“学以为人”，说穿了就是把文化当做工具性的敲门砖。当今世界，学习的这种异化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比如，读学位不是为了提高自身素养，而是为了拿到个牌子；看书不是为了增长自己的知识，而是为了找出对付别人的技巧。这种学习，也可能有一定成效。但却失去了学习的本质，所收到的效果也是买椟还珠而已。君不见，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被许多人摆在桌面甚至装裱悬挂，然而，郑板桥那种看穿世事的豁达磊落，在有些人那里却变成了装聋作哑的处世窍门。“难得糊涂”本来要与挺拔傲立的竹子相伴，在有些人那里却把它变成了任人践踏的车前草。
诚然，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发掘。但我们要强调，传统文化不是经营策略教科书，而是人格修养教科书。学习传统文化，应当从做人出发，做人比做事更为重要，更为本质。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做事，也必须以做人为前提。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于人格的养成。从技术的层面看，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的东西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但从人格的角度看，传统延续着民族的血脉。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从《论语》中学习为人之仁，为学之道，养成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从《老子》中学习天人关系的真谛，掌握相反相成的规律；从《孟子》中学习养浩然之气，做世间大丈夫；从张载《正蒙》中学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还有很多很多。绝不是嘲孔子之迂腐，笑孟子之固执，窃取老子的诡道，模仿孙子的用间。如果立足于后者，那根本用不着费劲在传统文化中下功夫，直接读李宗吾的《厚黑学》就足矣。
要真正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教益，还需要正确对待有用与无用的关系。许多人学习，都是冲着“有用”才去的。然而，真正的学习，应当立足于“无用”。例如，部队的基本训练是队列，但上了战场是不用队列的，从打仗的“有用”来看，走正步几乎“无用”。但是人们都清楚，只有严格的队列训练，才能养成军人的战士气质。再如，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学习的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能直接用上的少得可怜，谁也不会在超市买东西时列方程、解因式、微分积分，但是，没有长期严格的数学训练，就不能养成严密的逻辑思维。学习传统文化，不是立足于“有用”，而是用它来陶冶性情，增加修养，培育人格，这样，受益会更大。所以，学习传统文化，不宜追求那种立竿见影式的“有用”，在许多情况下，“无用”中蕴含着真正的“大用”，而只盯着眼前的“有用”，则会把你局限到“小用”的圈子里。
关于学习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精华和糟粕的关系问题。人们一谈到传统文化，往往要强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我看来，所谓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过是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价值。精华和糟粕如何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例如，传统文化讲究孝敬老人，应当属于精华，但是“二十四孝”式的孝道，恐怕现在已经成了糟粕。这就好比吃饭，我们吃下的食物，既有营养成分，也有糟粕渣滓。再聪明绝顶的人，也无法在吃饭前把营养和渣滓区分开来。需要强化的，不是区分食物中的精华与糟粕，而是一副健全的肠胃消化系统。同理，学习传统文化，不在于你读的是《论语》还是《老子》，而在于你自身对《论语》和《老子》的辨识理解。你能够从《论语》中看见“仁”，也能够从《论语》中看见“迂”；你能够从《老子》中体会“道”，也能够从《老子》中体会“诡”。所以，即使如《厚黑学》也是可以读的，就看怎么读而已。就像法制宣传中的警示教育，有人从中能够提高对犯罪的警惕，而有人却从中能够提高犯罪技巧和反侦察能力。
当然，传统文化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一批公认的代表性著作。借鉴前人的智慧，对今人依然是有帮助的。传统文化的大师曾国藩在为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列举学习内容时，选取了32位古今圣哲。“文周孔孟，左庄马班，葛陆范马，周程张朱，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即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曾国藩所选定的人物涵盖极广，包括经济、义理、词章、考据等各方面。可以说，这个名单，是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这个名单立足于“斯文”的养成，对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有参考价值。他称：“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管理者的眼光应当长远宏阔，慢慢读来，自当有所收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