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时代的理性抉择

　　舒杰

　　疯狂的时代

　　“21世纪是个步履匆匆、分秒必争的‘毫微秒’时代。”世界通讯行业的领先企业—北方电讯的前任CEO戴维·万斯(David Vice)表示：“将来只有两种类型的经理人，一种是捷足先登者，另一种则是丧生商海者。”

　　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融入其中抑或推波助澜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从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到汤姆·彼得斯的《疯狂的时代呼唤疯狂的管理》，每一位大师都力图告诉你，这个世界惟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这样告诉我们：“在面临变革之际，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变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然，变革是令人痛苦和需要冒风险的，需要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但是，除非组织以引导变革为己任，否则任何组织(企业、大学或医院等)都不能幸免。在一日千里的结构性调整浪潮中，惟一能够幸存的只有变革的引导者。”彼得·圣吉同样在《第五项修炼》中感叹，“历史上人们首次有能力制造出多得让人无法吸收的资讯，密切得让人无法理清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快得让人无法跟上的变化步伐。”

　　但是当我们融入其中，期待能够顺流而下的时候，变幻莫测的紊流却使得所有的追随者无所适从。因为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并不只有一类公司独占鳌头，从1999至2002年，全球500强连续上榜的只有402家了，五年竞争的淘汰率高达20%。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欢呼着

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时，同时吹起了网络泡沫。当企业瘦身的潮流在21世纪席卷全球时，跨国巨头合并的浪潮同样汹涌澎湃。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纪，在这里，保守的丰田公司可以与激情四射的

苹果取得同样的成功。

　　维持原状的做法永远都会面临两种结局，顽固或者坚持。在长达数千年的市场博弈中，挑剔的消费者第一次赢得了全面的胜利。被大众需求长期压抑的个性需求终于得到了释放，并塑造了众多的细分市场。而企业也终于结束了“惟大独尊”的时代，繁杂的流水线已经不再是惟一的先进代表，先前“大逆不道”的组织似乎更加具有生命力。

　　同样是德鲁克，他在《管理未来》中告诉我们，变换工作的风险意味着一个员工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22年后，失去了他原本拥有的职位安全保障。假定这个人是管理工程师，他知道只要他以前是制造蒸汽涡轮的，那么将来他还会继续制造它们。他知道通用电气公司控制着蒸汽涡轮市场45%的份额，自己不用为了这份工作拼命，通用电气公司总会有一份工作给他，并且有提升的可能。现在，这个人得知通用电气公司随时可能退出蒸汽涡轮市场，因为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年轻人在将来可能会完成一项小发明，足以使通用电气所占领的45%的市场份额化为乌有。

　　一切都开始变得难以确定。

　　歧路的困惑

　　或许已经落后太久了，中国人对于每一次现代化都是那么急迫，与西方天堑般的差距使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但是缺乏方向的盲从却使大批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月明星稀，更加眩目的月光往往能让人们忽视了北极星的方向。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恰恰一再落入了这一类的陷阱——先进的“表象”眩花了众多伟人的眼睛，以至于未能看清幕后的操纵之手。鸦片战争的惨败换来的是洋务运动的喧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了他们的旗帜，三纲五常的道义与飞速运转的机械工厂注定难以并行于同一轨道。当社会变革的引导者们仅仅满足于修枝补叶，虎头蛇尾的结局便早已种下。

　　亨利·福特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出流水线的时候，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与飞速运转的传送带成为了所有企业时髦的标志。工厂、烟囱、齿轮……这些西洋社会“先进”的代表组成了彼时中国人的强国梦，毛泽东在进入北京城之后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够看见京城变成烟囱遍地的工业中心。“大跃进”、“赶英超美”、“以钢为纲”，我们将现代社会的标志逐个量化为一个个指标时，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也就只剩下数字了。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与世隔绝二十多年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又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表象的冲击依然大于内在的实质，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称为“非西方后起社会现代化”，他表示，“欧洲的现代化是经过政治、社会的内部变革后才有了工业革命，而后起之国是不能照搬这个顺序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非难事，而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则决非易事，要实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就更是难上加难”。

　　当任正非、张朝阳、王石成为公众人物时，企业家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也正发生着变化。数十年间人为制造的阶级对立正在被市场的力量所融化，财富而非出身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新的标尺。

　　这一切都让我联想起了20世纪初的美国，摩根、卡内基、爱迪生或者更往后一些的福特和斯隆。那时的美国与今天的我们有几分相似，伴随着内战(南北战争)开始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超过了50年。1900年，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投资商的目光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超过40年的西进运动为经济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当作为追随者的后发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家与银行家们开始了独立的探索。自由市场赋予了财富无穷的魅力，对于财富的追求同样赋予了他们无所畏惧的探险精神。纽约股市的跌宕起伏造就了严密而又不失活力的金融市场，激烈的价格战让福特的流水线成为现代工厂的样板。事业部制、泰罗制、连锁经营……与数以万计的发明同时诞生的新式管理制度让美国在整个20世纪里一骑绝尘。

　　当我们将目光拉回身边的这片土地，经历的近三十年高速发展的中国企业创造惊人的增长速度的同时，瓶颈也已迫近。海尔的国际化多年不见起色，TCL深陷海外并购泥潭，长虹遭遇欠款危机，当作为中国成功典范的家电企业依然徘徊在国际化的门槛之外时，理念而不是制造实力的匮乏成为中国企业发展新的绊马索。

　　先进的陷阱

　　市场的运转永远是围绕着需求的，中国同样如此。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屡屡碰壁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管理类书籍的持续热销。而在这股热潮背后的推手正是对西方管理理念的盲目推崇。

　　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浪潮》、《未来之路》到近年的《第五项修炼》、《世界是平的》……，与急速变化的市场相互辉映的是书城里起起落落的销售榜单，丰田的精益管理、GE的六西格玛管理……迷茫中的中国企业渴望从国外成功的榜样身上找到自己的未来之路。

　　依旧处于制造业链条末端的众多国内企业却将选择的标杆立于自己能力之外，只因为那里的光环可能更加耀眼。于是，我们看到了“世界500强”成为了它们“共同的理想”，看到了众多声势浩大的“扁平化”、“事业部制”、ERP或者多元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雪莉告诉记者，众多的中国企业在尚未实现信息化的情况下，盲目实施扁平化战略，结果导致对基层信息不明，造成客户大量流失。组织结构永远需要与企业的核心能力相匹配，当我们众多的企业渴望成为中国的GE时，却依次在多元化的道路上折戟沉沙。

　　薄弱的基础与广阔的国土注定了中国将要长时间把持着“制造王国”的桂冠。当我们仰望着高端产业丰厚的利润时，是否应该更加冷静的思考自己脚下的基石，因为任何没有基础的增长都只可能是空中楼阁。当我们所谓的专家将珠三角的工厂厉声斥为血汗工厂，是否更应该考虑真实的国情？管理学在20世纪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体力劳动者的效率提高了50倍，正是这一成果帮助美国赢得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同样是这一成果帮助中国维持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们无法让广东的玩具工厂将标杆设为微软，因为我们无法让兔子挑战豺狼。此时的我们依旧弱小，过度的信心膨胀或者拔苗助长都会带来灭顶之灾。

　　任何有关变革命题，一般包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改变？改变什么？以及如何改变？同样任何有关变革的措施，并不存在先进与否，只存在是否合适。所以在号称IT革命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不掌握任何核心科技的戴尔超越IBM与惠普成为PC业界新的王者，也看到了技术先进的“安腾”成为了英特尔的阿喀琉斯之踵。“先进一步是先进，先进两步是先锋，先进三步是先烈，先进四步是先驱。”领先的窘境一目了然。

　　抉择

　　中国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虽然成绩颇多，但是不规范的市场环境却使多数的中国企业先天营养不良。时至今日，制造业尤其是代工依旧支撑着中国的外贸出口即为明证。赶英超美的口号固然豪情万丈，但到头来仍难逃失败的恶果。经历二十多年磨练的中国企业家们面对着组织变革的大潮时，选对方向远比速度要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