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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
在乔致庸手中，乔家事业突飞猛进，先有“复字号”称雄包头，后有大德恒、大德通两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从票号到银号再到钱庄，大德通一直惨淡经营到1949年。
晋商凭何成为中国商帮翘楚？晋商神韵何以风行500余年？
逝者已矣，来者追缅。穿越“乔家大院”，指摘晋商成败。
单论情节、演技，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中的《乔家大院》并非尽善尽美，缱绻悠远的主题曲“远情”却唱出了当代山西商人们郁结于心的叹惋与无奈。
偏执、诚信、痴狂、“破”局，这些字眼在乔致庸们身上激情跳跃，不时蹦出来刺激、冲撞今日山西商人的神经。
晋商已远，来者可追。乔致庸身上集合了全体晋商的优与缺，他的包装亮相，给出了今人体察、扬弃晋商商道的又一机缘。
晋商路径：产业经营媾和金融资本
“我要是能够通过票号在天下建立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所有的商人都能够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四处做生意，那我的生意该有多大？！”乔致庸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成千上万个商人悠然自得从口袋里掏出银票汇兑现银的画面。
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成为晋商的有意识行为。山西省代理商联合会会长樊晓军，全国政协委员尹明善都认为是一种必然，在当时情况下，晋商只有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货通天下的抱负。
归附金融资本的晋商有能耐把生意做大。然而，风险也在同时酝酿：金融资本运作的高风险让乔致庸的后人掉进旋涡，越陷越深、终致无力自拔。“晋商后期出现的过分倚重金融、内部管理失控等现象让山西票号越走越远。”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大同市工商联会长王玉田告诉记者，“任何时代，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能很好结合的，但如果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过程中不能账务分明，分开管理、相互制约，做到收支两条线，企业发展得越快风险就越大。”
晋商方法：股权激励外加职业经理人制
乔致庸和学徒马荀的相互一拜诞生了乔家又一位职业经理人。作为乔家分部的掌门人，马荀拥有包括其所在分部的日常经营管理、人员任用等各项大权，乔致庸也只是年底结账的时候才知道马荀的经营情况。
这种很像“职业经理人制”的做法得到了企业界、理论界的一致赞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做法是很先进的，极大地刺激了大掌柜的积极性。
制度设计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然而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老板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所造成的道德风险如何严加控制的问题是这种制度的弊端。
“东家每年都会请掌柜的吃饭，生意好的坐首席，生意不好的，坐末席。东家只对生意好的敬酒，对生意不好的不理不睬。”天狮集团副总焦文军认为全权授予大掌柜负责的制度存在安全隐患，原因是管理方式太过松散。尹明善历来不信赖职业经理人，接受采访时他主张，“在当时信息流通极其不畅的情况下，单一的道德约束是不健全的，应该有制度规范。”
“分公司的财务管理和企业形象建设等方面一定要高度集权，总公司必须严格控制财务的透明性和品牌建设的统一性。”奥康集团副总裁吴守忠是一位职业经理人，在他看来，对职业经理人放权是正确的，但放权要和集权相结合，要用制度激励、约束职业经理人。
晋商败笔：汇通天下失于风险控制
完全放开的大掌柜负责制为晋商的风险控制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笔。
事实上，精明的晋商早就觉察到了金融运行的高风险，并设计了一种预提“护本”的办法，即在账期分红时，不能只顾分红，不管未来有无风险，需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数额的可能发生倒账的损失，建立风险基金，专款存储，一旦发生损失，以此作为补偿。
然而，晋商最终没能护本、止空。
“现在企业有董事会、决策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等各种机构尚且很难把控各种经营风险，晋商仅根据一定比例提取护本，而且这个比例也基本很难考虑到变幻莫测的市场外补环境因素，保底保不住是正常的。”焦文军说。
票号的无力周旋也是资金风险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情况下，晋商票号的资金容量庞大，但链条过长、流通量有限，且管理体系不完善。”尹明善称。“这种局限的经营方式导致晋商在发生挤兑风潮时不能相互拆借和帮衬，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加速了衰亡。”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建议，以晋商为镜鉴，实行“大坝式经营模式”。胡自我定义的“大坝式经营”指，高筑坝、扩库容，降水位、控风险。意即，水位不能超越警戒线，企业负债率不能太高，库存要少、战线收窄，为自身偿还能力的提升留有足够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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