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错赌注？

　　意外后果潜伏在新能源开发的所有环节。马修·怀特说，对政府来说，这是不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个特定替代能源的一个很好理由。

　　“燃料乙醇市场能否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全球的石油价格、燃料乙醇进口关税以及补贴。”马修·怀特指出。三个因素中的两个——关税和补贴——是由政府控制的。“政府的行为是燃料乙醇经济的关键所在。”他还谈到：“对政治家和官僚主义者来说，在多种选择中挑选一个制胜的技术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马修·怀特对政府这一“赌注”的结论是什么呢？“选择替代能源，我们很可能会下错赌注。”

　　卡尔·乌尔里希认为，就鼓励替代能源开发而言，税收政策可能是个更好的途径，而不是补贴。“政府对以玉米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的鼓励措施完全是不恰当的。”他谈到。“他们实际上在鼓励人们生产一种生产所需的矿物燃料比它所能提供的能源更多的燃料。更审慎的政策应该是征收‘碳税’(Carbon Tax)，从而增加使用矿物燃料的成本。进而，能获取净利润的生物燃料便拥有了天然的优势，从而，生物燃料行业也便不需要补贴这种形式的经济激励措施了。”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古德曼公共政策学院(Goldm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的能源教授丹尼尔·康曼(Daniel M. Kammen)认为，另一个比补贴更为出色的策略是“全国再生能源配额制”(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Portfolio Standard, RPS)，也就是要求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在自己销售的能源中，包括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这一策略曾是《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的组成部分，但最后的版本将其放弃了。

　　燃料乙醇税收优惠措施的支持者认为，鼓励这种能源的开发将会加速第二代燃料乙醇资源的开发。在写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最近呼吁政府减少对燃料乙醇的激励措施、减少使用燃料乙醇的法令)的一封信中，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也译为“阿丹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夏•韦尔兹(Patricia Woertz)写道，“现在保障对燃料乙醇的需求，能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而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是实现生物燃料更加美好的前景所必需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今天促进燃料乙醇生产的政策，也会促进投资，这些投资会加速我们开发下一代生物燃料的步伐。我们希望，这一美好的未来不要被处罚消费者、阻碍投资的短视行为所葬送。”

　　燃料乙醇的支持者还提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的一项研究，该项研究发现，燃料乙醇比石油能提供更高的能值(Energy Content)，并能减少10%到15%的温室气体排放。

　　在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区和燃料乙醇生产商中间，《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中的激励措施和法令的重大修改——尤其是可替代能源是否应该成为新碳税的强制性部分——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人们似乎也并不厌恶白宫和国会的新税收政策。

　　“激励措施和法令的修改之所以在政界颇为流行，理由之一在于，它们将财富从(民主党统御的)‘蓝州’(Blue States)转到了(共和党统御的)‘红州’(Red States)。”马修·怀特说。为“玉米带”(Corn-Belt)的纳税人提供补贴(玉米带的纳税人远远少于东西海岸的纳税人)，是财富“从加利福尼亚和东海岸各州向中西部的净转移。”

　　本月早些时候，在写给燃料乙醇行业的投资者的一封信中，瑞银集团(UBS)的投资研究分析师克里斯·肖(Chris L. Shaw)承认，燃料乙醇在高企的食品价格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确颇具争议。“我们认为，尽管近来人们谈论的焦点和新闻都集中于食品和燃料之争，不过，(对燃料乙醇)的补贴政策不太可能很快废除或者延迟。”他写道。“虽然燃料乙醇行业的迅猛发展的确让全球食品价格高企的状况雪上加霜，不过，我们认为，现在，这一由政府帮助构建起来的行业不应该被政府拆解。”

　　乌尔库·奥柯特姆说，无论政府支持什么样的替代能源组合，时刻谨记变革管理的原则都是明智的。“变革管理应该采用弧型方法论。所有这些设想可能都很出色，但是，我们必须要能认识到它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 （供稿：沃顿知识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