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管理

　　20世纪80年代初，一支天津的企业家代表团到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考察，然而丰田人却对他们说：“我们的很多管理理念，还是跟天津东亚毛纺公司的宋卿先生学来的。”在天津，宋卿曾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至今，天津东亚毛纺厂的老员工们提起这个昔日的老板时，仍深怀敬意。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英国的“蜜蜂牌”和日本的“麻雀牌”充斥国内市场。宋卿将东亚毛纺厂的制品注册为“抵羊”牌，是取“抵制洋货”之意，目的就是要赶走“麻雀”和“蜜蜂”，创国货名牌，与洋货竞争，实业救国，一雪国耻。在他的管理理念中，既有儒家理想，又有西方管理的经验，还有基督精神。宋卿的管理理念可以从下面几点来考察。

    “学习型组织”

　　宋卿创造了培训和考试制度。他特别注重选拔录用有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的人，在招聘职员(不同于工人，指的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时，都要经过考试。同时，用内行管理生产，是他治厂的另一条重要措施。对于高级技术人员，他更是不惜重金礼聘。1934年公司初建之时，便以重金聘请了曾留学英国的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担任东亚化学部主任。他到东亚后，在毛质化验、改进染色、颜料分析、水质分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东亚的毛线质量显著提高，原材料的消耗大大降低。东亚的高级科技人员的待遇相当优厚，月薪均为二三百元，而经理们的月薪不过三百五十元左右，个别博士的工资甚至还超过了经理。此外，东亚还专为博士们租了一栋博士楼，并设小食堂和宿舍管理人员，从各方面照料博士们的生活。他的企业管理原则是内行管理外行、并教外行成为内行。

    为提高管理人员的企业管理水平，1934年东亚公司开办了车间管理人员速成学习班，给一线管理人员讲授从原毛加工到成品毛线的26道生产工序。训练班第一课讲的是盖氏对数表在生产中的应用；第二课讲机器的性能；第三课讲机器运转速度及测算产量的各种公式；第四课讲纤维间距的大小对产品质量和产量的影响。他对学员要求很严，并且在每讲完一课后，就让学员们到车间去亲自观察、操作，使之能迅速学以致用。原来文化水平低、缺乏生产管理经验的人，很快就成了内行，并成为东亚的生产管理骨干。他不但要求生产管理人员要熟悉生产知识，而且还要求在厂外搞经销的人每年年底必须要回厂学习一次，在车间跟班生产，学习生产知识，熟悉产品生产的工艺程序，以便加深对产品的认识，在推销中能更好地宣传东亚毛线的优点，解答顾客对产品提出的各种问题。

　　同时，他在厂内办学校，提高工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他在厂里组织了职工青年会，该会分为德、智、体、群四部，智育部聘请专家学者编写深入浅出的工人课本和教材，设立的夜校分为四个民众教育班，甲班学生为初中程度，所学课程除国文、数学外，还有普通英语；乙班学生为高小程度，其课程以常识、算术及初级英语为主；丙班学生一般为文盲，课程以常识、算术为主；丁班学生为女生班，其课程只有常识、《千字文》和算术。通过这些民众教育班，厂里绝大部分工人都能受到文化补习教育。

　　当然，他所倡导的企业内学习，与阿吉里斯、圣吉等人所说的学习型组织相去甚远，它并没有“组织自我更新”的功能，但在七十年前的中国，已甚为不易。

    企业文化

　　东亚公司在企业文化管理方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职工的精神训练。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作为厂训。在职工食堂的墙壁上，用油漆写着中英文对照的八个大字“军事纪律，基督精神”。在这个标语牌左边高挂着东亚公司主义的内容：①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②使游资游才得到互相合作；③实行劳资互惠；④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标语牌右边是厂歌，歌词中一方面宣传实业救国，一方面号召全体职工“爱护东亚，精诚团结”，“打起无畏精神，努力纺织生产”。宋卿用这种耳濡目染的方式，向职工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东亚精神”。 宋卿请人事部主任、心理学专家何清儒编写了《东亚精神》一书，作为对职工进行精神训练的读物。书分甲、乙两种，向职员宣讲甲本，向工人宣讲乙本。他规定，每天上班前，各车间管理人员都要召集本车间全体职工进行十五分钟的“东亚精神”宣讲。此外，在公司每周一次的职员聚餐会上，也要宣讲“东亚精神”。这种聚餐会一般是由他亲自主持，全公司的职员必须参加，有时也邀请部分工人。会上会对一些职员的工作提出表扬或批评，最后由他亲自训话。另外，何清儒还以格言的形式编写了一篇《东亚铭》。各办公室都要悬挂一份《东亚铭》，并规定每个职工、职员人手一份，挂在家中，并要求职工经常熟读，牢记在心。除了《东亚精神》、《东亚铭》而外，还编了一种内部刊物《东亚声》，通过各种形式的文稿，宣传“东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