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特：用最好的书挣钱

　　罗敏

　　这些年，诸多出版社都在书业浪涛中起起伏伏，各领风骚两三年。贝贝特不仅避免了同样的厄运，还逐步在学术出版、艺术出版等领域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资金链和选题链等方面积累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的喜悦”，2006年，现任广西师范大学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艺术馆主编陈凌云和同事们讨论公司的口号，这句话完整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重点在‘喜悦’，但大家都觉得怪怪的”。后来，去掉“喜悦”，“为了人与书的相遇”作为口号，出现在贝贝特官方网页、出版社社墙等各处。“这句话想表明什么意思呢？我感觉有些模糊，但隐约又觉得美好。作者、读者和书，这三个才是交流的主体，而我们，是促成一种相遇，造就一种缘分吧。”陈凌云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创立于2000年的北京贝贝特，至今已出版了《退步集》、《袁氏当国》、《大历史不会萎缩》、《读史阅世六十年》、《从历史看领导》等一批兼具人文特征和通俗视野的读物。虽然出书量比不上许多规模庞大的出版社，但在短短七年之内，贝贝特积累的有形与无形财富却让人刮目。今年9月5日，“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贝贝特举行七周年司庆，惊动京城百余位各界名流。”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次日在博客中写道。对此，主管北京贝贝特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刘瑞琳感慨万千：“其中许多学者我们并无合作，但像刘苏里所言，至少，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除了一些老牌出版社外，这些年，诸多出版社如辽宁教育、江苏教育、河北教育等，都在书业浪涛中起起伏伏，各领风骚两三年。贝贝特不仅避免了同样的厄运，还逐步在学术出版、艺术出版等领域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资金链和选题链等方面积累了良性发展的基础。刘苏里从2004年开始关注广西师大，虽然他认为贝贝特仍需“不断锻造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也相信，在学术出版方面，“它们努力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而对刘瑞琳，前景更为乐观：“今年，感觉我们的工作整个都要展开了一样，各方面都似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日积月累之间，人们发现，这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气质”来品评的品牌。

　　简单做人，认真做事

　　48位成员，构成了北京贝贝特目前的策划编辑营销团队。“我们这些人都想做书、做高端的书，这就是大家的精神追求。要满足这种精神需求，第一，要做喜欢做的书、喜欢的人的书。”刘瑞琳在评价这个团队时说。

　　2001年5月陈凌云初入公司，当时“心情很好，因为能免费看书且拿工资”，仿佛一只书虫找到了相宜的地方。在这个书虫聚集的地方，2005年，他们一同化名“北贝”，编辑出版了一本《天哪，书！：45个国家80位漫画家关于书的150个奇思妙想》。在这本精选世界80位漫画家关于书的150幅作品的漫画册中，既能看到纵然成为蜡烛燃烧自己照亮眼前的书本亦不惜的书痴，也能看到将畅销书当作“热狗”买来的一般读者，读罢掩卷，依然能体会书中妙趣。

　　他们一起做了不少关于图书的书，除了《天哪，书！》之外，还有书痴钟芳铃的《书天堂》，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等。刘瑞琳说他们出版这些书的初衷，一是作为出版人的自身关切，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社会关注书本身”。

　　与北京贝贝特合作过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和谐的团队。“实际上满足精神需求的另一方面是，你要喜欢自己的团队。当大家的经济目的都不是非常强的时候，环境不融洽或者团队不好，就会导致平时工作不愉快。而每个人都需要为环境贡献热情。”新员工到来时，刘瑞琳总会提醒大家“一个人和一个单位相处，就像两个人相处一样，自己敞开心胸全力投入，对方才能敞开心怀接纳你。”

　　有时候，这群人甚至让你觉得，他们是一体的，所有的爱书人是一体的。无论向谁提出的要求，周围人都在了解着，回应着。近期北京地坛书市期间，爱书的编辑们还告知在上海同样爱书的朋友，不辞辛劳，代人购买所需书籍。这也是，“为了书与人的相遇”。

　　这种稳固的情况和相投的志趣让陈凌云觉得，“我们在北京和平里一个很安静的大院的一幢小楼里安心做书，感觉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吧。”

　　为真正的读书人做地道的好书

　　人文馆、学术馆、艺术馆、生活馆、博识馆、旅游馆，构成了贝贝特如今六翼齐飞的局面。“这是基于长远的考虑，出版社要有自己的架构，要有主打方向。”2003年10月，刘瑞琳根据贝贝特的现有资源，加以理想化想象，“要有针对高品位文化书店的图书，要针对全国艺术类书店联合体的图书，作为大学出版社还一定要做学术书，为了让大卖场重视，还必须出版大众图书”，初设人文、学术、艺术、生活四馆。

　　而作为出版者，北京贝贝特也一直在设想，如何将最高端的思想文化学术转化成比较普及的形式，让大众接受。2004年1月，博识馆诞生了，主攻高品位的通俗读物。2006年，著名的法国米其林公司找到北京贝贝特，希望联合出版旅游类书籍，正巧北京贝贝特依然想扩大其在大卖场的影响力。于是，旅游馆诞生了。

　　相应地，编辑力量也要随之调整。出版专业化，在国际上已具有相当共识，但刘瑞琳改革初期，却遭遇不少问题。“有些人理解不了，因为他觉得，我做书的兴趣很广泛，让我做某类书，太受限制了。”而刘瑞琳的回答是，单就艺术馆而言，领域有多宽广？如果能在艺术领域做成全国一流的编辑，就太了不起了！

　　“培养专业人才，是很重要的考虑。如果不分类，每个领域都能涉及，但每个领域都不专业。编辑分化，关注点比较集中，每个人的特长、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才会显露出来。”在贝贝特的考核机制上，也向文化积累倾斜。“事实上你很难相信，我们的编辑没有经济指标的考核。”刘瑞琳考虑到高端书的特征，也考虑到年轻编辑无法获得非常好的资源，“必须要给予充分时间，让大家充分适应。”

　　但在这个集体中，压力是无形的。48个人组成的小集体促成竞争和团结之间的平衡，“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重要了，或者边缘化了，很难待得住。”

　　用最好的书挣钱

　　在出版改革的历程中，刘瑞琳也看多了出版公司的盛衰故事。七年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像许多教育类出版社一样，在教材教辅市场上积累了一定资金，又抱着一种出版人的人文理想，来这里寻梦。此时，辽宁教育出版社已随着1997年开始相继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声名鹊起，更多的出版社跃跃欲试。

　　创立初期，北京贝贝特就采用了一种非常市场化的形式，刘瑞琳称它既具有“体制内的稳定性”，又具有“体制外的灵活性”。贝贝特独立经营、独立发展，与母公司的关系完全是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相对于打游击战的民营小公司，它有固定的东家，可以创立自己的品牌；相对于传统出版社，它没有负担、累赘，墨守成规的模式。

　　“如果我觉得要快，拿到某个选题，我会立即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不必像很多出版社那样走很多程序。有人说，北京贝贝特是北京的出版社中选题决策最快的。”刘瑞琳有点得意地说，但一会，她又警醒自己：“企业要长久，要有规范，要有秩序，要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特别随意。”

　　出版高端图书的贝贝特，一直在用自己创造的效益养活自己。在公司内部有三句口号，企业文化上，“简单做人，认真做事”；出书上，“为真正的读书人做地道的好书”，经营理念上，“用最好的书挣钱”。出版需要积累，毕竟无法用某几本书树立一个品牌，对于贝贝特，时间还短，“Be Better”始终是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