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莱特的政治哲学

　　刘文瑞 苟欢迎

　　想要透彻理解福莱特的管理思想，就离不开对她的政治哲学观的准确把握。福莱特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在整合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上，对人类问题进行全面思考的结晶。她曾经说过：“我想我们不应对我们遇到的任何问题进行单一学科的思考，我认为我们没有单一的心理上、道德上和经济上的问题，我们只有人类问题，这问题含有心理、道德、经济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得益于这样一种多学科的思维方式，福莱特形成了具有她本人风格的政治哲学观。在福莱特的政治哲学观中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时刻关注人本身，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

　　福莱特政治哲学的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新国家》。在这本给她带来政治哲学家国际声誉的著作中，福莱特首先将富有创造性的人放置在集体环境中，时刻不偏离这一中心；其次，从纵向维度出发，对人类的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主流政治哲学观点进行点评，并在批判前人不足之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最后，从横向角度出发，在考虑一战的大背景下，立足美国，放眼全球，提出世界国家的设想。

　　虽然在福莱特的政治哲学中个人是居于首要位置的，但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个人不是自由主义视阈里的独立自主的行为人，而是要承担集体责任的义务人。福莱特始终将如何实现人与生俱来的潜能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但在她的政治哲学观中，占主要位置的人却被限制于集体的层层约束之中。“个人优先”和“集体至上”这一对看来是个悖论的命题，是解读福莱特政治哲学的关键。

　　对“民主”谬误的批判

　　福莱特对自启蒙运动以来日益彰显的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资产阶级主流政治观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点评，着重指出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重大弊端。这些弊端主要体现在越俎代庖的政党政治、群众心理学、没有活力的联邦制等几个方面。众所周知，在西方近代史上，在20世纪之前，自由主义思想在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禁锢方面极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最能体现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据亚当·斯密的理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政府的职能被压缩到被动的守夜人角色。在政治领域，《人权宣言》、《权利法案》、《独立宣言》等这些被人类社会普遍予以承认的纲领性文件建构了崭新的国家。在这些新的国家里，从宪法层面上通过承认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优先性、承认社会契约论的价值正当性，确立了以代议制作为组成政府的基本方式，并进一步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监督体制。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在自由主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同时，它的缺点也逐步凸显出来。福莱特在她的《新国家》中，对这些缺点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她认为，虽然自由主义本身所强调的理性方式和意志自由、个人权利至上值得肯定，但是自由主义在“彰显自我”的路上走的太远了，以至出现了斯宾塞等人所提出的“适者生存”式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倡导“大鱼吃小鱼”的丛林法则，在国际政治领域鼓吹“强权即公理”的强盗法则，这是福莱特不能接受的。更加严重的是，这种走过了头的自由主义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原子式的个人，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斩断，离开了集体的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内心日益孤独，公民意识也日渐淡薄。福莱特对这种使人格力量日益萎缩的社会弊病发出了尖锐的批判。她的矛头直指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基石的代议制，认为代议制是社会弊端的根源，而作为支撑代议制的社会契约论当然也难辞其咎。

　　在福莱特的分析中，代议制的最大弊端是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它会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在投票箱出现的地方，公民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就被无形剥夺了。一旦选出领导人，投票人就被撇在一边了，政府的官僚机器就会自行运转，公民参与政治的范围被代议制限定在投票环节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是纵向的，它以自上而下的等级官僚制形态出现，面对国家机器这个利维坦式的怪物，个人自然是无力的。也就是说，在“主权在民”的伟大理念下，名义上拥有自主权利的公民，按照“统治要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的社会契约论原则，通过权利“让渡”的方式，实质上却剥夺了自己的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莱特提出用“权力同在”取代“权力统治”。公民的权力不能通过“让渡”的方式被剥夺，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基于代议制的“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如何建构一个积极有效的民主国家，重塑公民精神就成了福莱特关注的焦点。

　　强大的联合力量

　　在福莱特的思想中，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必须围绕人本身来建构。而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需要从人的交往中寻找路径。福莱特的思路是，借助集体组织的力量来重塑新时代的公民精神，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首先，她强调，联系作为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即使是隐居的雅士，也要在思想层面上与人类千百年积淀的精神文化相联系。其次，联系还是一种能带来改变的积极因素。在联系的哲学思维里，一个人的行为作用于其他人或外部环境，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而这种新的变化就有可能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借助于这种力量就有可能实现创造性的改进。这种基于组织成员之间不断接触、交往而带来整个管理环境变迁的观点，构成了福莱特政治哲学的起点——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组织，以开放的胸襟来与人合作，将思维方式由“适者生存”的对立竞争扭转到创造性的“融合统一”上来。

　　福莱特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通过集体组织中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才能摆脱原子式孤立的处境，才能在与他人共同致力于一项事业的情感中培养公共精神，丰富自己的人生、释放被压抑的潜能。她很注意对集体组织运作过程的研究，认为每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之中，通过脚踏实地的一点一滴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最终获得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真正的民主存在于组织生活之中，只有在组织提供的舞台上，个人的才华才能得到开发。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决不是大众民主，而是少数人的独裁和大多数人的被奴役。再进一步，福莱特对“集体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进行了有创意的区分。融合的整体才是集体，原子状的集合不过是群众。在“群众”状态下，会产生“人多势众”的非正义行为，即“多数暴政”，其实质是凭借人数上的优势来压制少数人。一麻袋土豆还是土豆，不过是量上的积累罢了，本质丝毫没有改变。“群众”虽然人数很多，但大家相互之间彼此隔绝，缺乏联系所能带来的变化，所以没有建设性的力量。真正的建设性力量，是在融合形成的集体之中。

　　民主的训练

　　福莱特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她一生致力于研究“是什么使我们最具有人性”这一涉及终极关怀的问题。她按照自己所信仰的集体原则，提出了关于民主的一种新概念：“民主是一种从人发展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民主利用每一个人，把所有的人在多成员的社会中交织在一起，而使个人的不完整性得以补足，而这个多成员的社会生活才是真正的上帝的显现。”(《新国家》)雷恩评价道：“对福莱特来说，民主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发展，她认为‘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已没有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政府理论’。新的和真正的民主，就是从小的临近地段的团体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地区团体、州团体、全国团体，以至成为国际性的‘意志’”(《管理思想的演变》)。概括地说，就是自下而上，从基层建构民主社会的坚实根基。福莱特受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也比较大，她曾说：“世界性问题的解决，最终必然建立在人们在各个地方进行的、自觉努力解决关系问题的一点一点细小的经验的基础上。并且，这种尝试在企业组织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进行得更为自觉、更为彻底。”

　　福莱特对民主的理解与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十分契合。两者都倡导通过团体生活释放被压抑的人性，反对社会出现千人一面、个人日益平庸化的趋势。更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是，她对于如何建构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方案，这就是民主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层面，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扎根于公民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在生活的具体过程中实践民主的理念，因此福莱特极力提倡通过培训来让公民学习和运用民主。在这里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由于福莱特对于集体组织所具有的功效具有极强的信心，所以她进一步建议把公民实践民主精神的场所定在集体组织中。大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外交斡旋、小到社区组织的日常协调，这些活动都是围绕组织机构进行的。所以，人类通过在各个层面的组织生活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齐心协力地共同完成组织目标，可以达到有效民主的目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具体来说，福莱特设计的“新国家”，以个人为逻辑起点。首先，在地方生活层面上，通过社区组织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成内部人际关系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内，组织成员通过与其他成员的共事来学习民主生活所要求的技巧，以及如何通过与其他人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来找到组织归属感和积极有力的公民精神。其次，走出单一社区组织的限制，通过寻求在组织与组织之间更大层面上的相互关联性，将民主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扩展。再次，把这种“集体民主”推向整个国家。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上，以美国为例，福莱特指出应该重新调整美国的联邦制，将联邦制的目标定位为实现真正的集体主义，在这个大的国家中，每个州与其他州的联合不只是表面上的一纸契约，更重要的是通过联邦政府在全国各个联系松散的州之间形成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有机共同体。最后，在整个世界上的各个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联系紧密的、强有力的协调性组织，来培养整个人类彼此之间亲密友爱、休戚与共的情感，促进整个人类的整体性进步，使世界走向融合统一。福莱特的政治哲学，归宿于乌托邦式的世界大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