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莱特的传奇人生

　　刘文瑞 苟欢迎

　　玛丽·帕克·福莱特是一位消瘦、秀气、气质非凡、魅力超群，却又一辈子未婚的传奇女性。她不仅是一位波士顿上层社会的社交名流，而且是一位具有重大建树的一流学者，她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哲学方面都有着极高的素养。这种不同学科的综合优势，使她可以把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内的知识融会贯通，从而在管理学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型理论。有人认为，福莱特的思想超前了半个世纪甚至80年。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的诸多探索，追根溯源都能在福莱特那里得到启示。由于她对管理学的巨大贡献，当代的大师德鲁克把她称为“管理学的先知”。甚至有人把她与泰罗相提并论，宣称这位杰出的女性应当与“科学管理之父”并列，可称之为“管理理论之母”。

　　福莱特1868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昆西，这里临近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在她的幼年，就承受了常人所没有的生活磨炼。她的母亲神智不健全，而她深深敬爱的父亲又在她十来岁时撒手人寰。作为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福莱特过早地肩负起照顾家庭的重担。有人说“苦难也是一座学校”。或许，正是因为童年的自立自强，福莱特才比常人对生活的苦难有更深切的理解；正是生活的磨砺，使她养成坚强、独立、执着的个性。她早年从事社会工作的初衷，很可能与这段苦痛的经历有关。值得庆幸的是，福莱特从她的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使她不用为经济来源发愁，并为以后的求学生涯解除了后顾之忧。

　　福莱特的成就与她所接受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虽然童年生活缺少幸福和关爱，但是智慧女神在知识方面给了她足够的馈赠和补偿。福莱特的早期教育，是在塞耶学院完成的。1898年，福莱特以优异的成绩从雷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毕业，并获得了荣誉文学学士学位。雷德克利夫学院的教师和课程都来自哈佛，哈佛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弥漫于校园中的求知探索精神，让年轻的福莱特大开眼界，深受感染。后来，她还游学于英国和法国，在伦敦和巴黎都从事过正规的学习和研究，在英国剑桥的纽罕姆学院正式求学。她的学习显然不是为了文凭，而是为了求知。在大西洋两岸众多优秀学府的深造经历，以及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广泛涉猎，使她具备了一名学者应有的渊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96年，当福莱特还是雷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位大学生时，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众议院发言人》，在政治学领域崭露头角。在这本书中，福莱特对支配众议院的复杂法律程序和迷宫般的运行规则进行了研究，分析论证美国国会发言人施展权力和影响的相关方法。在写这本书时，福莱特把访谈和文献紧密结合起来，以大量访谈来获取有关当事人的思想、感情、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再把访谈资料与文献资料对照类比进行研究。这对于一位还正在读书的大学生而言是极富挑战性的事情，而福莱特却游刃有余、干净漂亮地给公众奉献了一部可圈可点的上乘之作。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这本书很推崇，他曾宣称：要想了解国会，必须先读读这本书。《众议院发言人》一书，奠定了福莱特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的基础，同时也把她引入波士顿的知识界。

　　步入社会以后，福莱特很快就成为英美社交圈里的“魅力之星”。有些文章是这样描述她的：“尽管相貌平平，缺乏时髦的风格，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骨瘦如柴的老处女’，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看起来极难相处；但是，福莱特却仍然吸引了见过她的每一个人。虽然她在心理上极其敏感，但看起来却是充满自信的。”著名管理学家，福莱特的密友厄威克(Lyndall Urwick)，在他八旬高龄之际回忆起第一次遇到福莱特的情景时，仍充满敬意地说道：“过不了两分钟，我就完全拜倒在她的脚下，并且，对她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她去世。”

　　福莱特生活的20世纪初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所谓的“柯立芝繁荣”。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福莱特凭借自己的社交优势，又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法语，她不断鞭策自己，随时了解并且跟上大西洋两岸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福莱特极广的人脉关系，为她达到这一点提供了便利。她拥有一般人艳羡不已的朋友圈子围绕在她的身边，形成了一个精英团体，这个团体是以哈佛大学的学术背景和波士顿的社会舞台为核心而构建的。波士顿早在美国的殖民时期便已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均很发达的城市了。更重要的是，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学和众多的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为波士顿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文化底色，使得这座年轻的城市成为美国智力最活跃的中心。美国人常常把波士顿看作是文化和精神的故乡。福莱特的社交圈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精英荟萃的圈子，这里有最有创意的作家、富有洞见的哲学家、精明强干的律师和谋略出众的政治家，同时还有引人注目的社会名流和绅士。福莱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充分利用了她的丰富人际关系资源，来增进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当她对那门学科感兴趣时，她会从她的朋友中找出这方面的权威，两个人关在小房子里密谈，找到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如果现有的朋友们之中没有一位权威人士，他们之间总会有人认识这个领域的最前沿的专家，并且很热心地为她引见。”(葆琳·格雷汉姆：《管理学的先知》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以这种通过交流、讨论的方式来进行社交，既磨砺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又有可能结交志同道合的知己，一举两得，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融会统一”的福莱特式风格。

　　我国有句老话“曲高和寡，知音难觅”，所以人们才会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但是，让很多人惊奇地是，像福莱特这样一个在大众眼里“相貌平平、缺乏时髦”，似乎很难打交道的老处女，却赢得了丰富的人际资源。其实，这一点也不难解释。福莱特的朋友们。无一不赞赏她那高贵的品质、超凡脱俗的风度、非凡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智慧，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身上还具有强烈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是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世人。虽然福莱特从亲人那里得到的关爱有限，但是命运却赐给她许多感人至深的友谊。友谊是人类最深刻的感情之一。古往今来，关于友谊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话语。也许，福莱特自己对友谊的睿智见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她的社交成就。她说：“每一份友谊，如果事先就抱着明确的功利目的来算计的话，必然会遭遇挫折；没有任何人际关系会为一个期待着的目的服务。每一种关系都应当是自由的关系，是摆脱了‘目的’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真理，它隐藏在善意的劝谏之下，我们不应当祈盼特别的眷顾。”(福莱特：《从最近的心理学观点来看“经验”》)

　　福莱特之所以能够进入波士顿的精英社交圈，主要得益于她多年来的老友——伊莎贝尔·布里格斯的社会地位和广泛交际。这位英国女士比福莱特年长20余岁。她们两人共同生活了30余年。福莱特的母亲健康不佳，使她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温馨的母爱，后来还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她与家庭断绝了关系。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与布里格斯的友谊对福莱特是一种重要的慰藉。

　　福莱特早年在政治、法律、哲学上的训练对她的政治倾向影响很大，尤其是德国哲学家约翰·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对她影响至深。费希特作为康德的弟子，在早年追随康德，崇尚理性，主张个人权利不可剥夺。后来他在政治哲学上转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把理性至上与爱国热情融为一体。在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处处表现这种建立理性王国的强烈愿望。为了德意志的复兴，费希特信奉个人自由服从于集体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个人并不拥有自由意志，而是束缚于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人际网络之中。所以，个人的自我从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自我世界之中，使自我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自我，直到全部融合成为一种“大自我”，而这种“大自我”又是所有人的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这一思想，构成了福莱特1918年的名作《新国家：作为大众政府解决方案的集体组织》一书中的基本思路。福莱特在这本书中的名言是：“我们只有在集体组织之中才能发现真正的人。个人的潜能在被集体生活释放出来之前，始终只是一种潜能。人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品格，得到自己的真正自由。”

　　福莱特是一位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的学者，她关心的是如何使人在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创造一个井然有序的、公平的社会。她对于民主的理解与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非常契合。两人都倡导通过团体生活释放被压抑的人性，反对社会出现千人一面、个人日益平庸化的趋势。有人认为：“福莱特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的思想扎根于美利坚式的乐观主义和平等思想的土壤之中；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与美国式的个人至上的观念、个人主义和操纵社会的信念背道而驰。对于民主管理的坚定信念指导着她的一切活动，并且作为生活的目的，照亮了她后来的整个一生。她发展了民主的理想，始终保持着对它的忠贞，并且不断地通过实践，努力将其变为现实。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连贯性，福莱特才能最终取得丰硕的成就。”(同前《管理学的先知》)

　　虽然福莱特热衷于进行理论探讨，善于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关注前沿问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一流学者。但是，与一般埋头书斋的学者不同的是，她对于社会上的现实问题同样抱有强烈的兴趣，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追求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学者。1900年，福莱特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工作，回到波士顿。按照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择业观，她本该选择从事平静高雅的研究工作，安稳地度过一生。但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福莱特选择了从事社会公益服务，而且把地点选定在位于波士顿的粗俗下层聚居区，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叫做洛克斯伯里的男性俱乐部里工作。她信奉的是“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信念，而不是纸上谈兵。或许是早年生活中养成的坚强、独立性格在起作用，她面对醉鬼，毫无畏惧，绝不放弃自己的努力，行为方式颇有大将风度。有些小伙子害怕面对她们，就把自己反锁在俱乐部的卫生间里狂饮一通。福莱特和她的挚友布里格斯一道，不依不饶地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坚持不开门的话，她就要搬进一架梯子从窗子爬进去把他们揪出来。在这样的威胁下，小伙子们屈服了，一个个灰溜溜地乖乖走出来，聆听福莱特的教诲。正因为如此，彼得·德鲁克称福莱特是一位一流的实干家。

　　在20世纪初期，福莱特一直从事公益性的社会工作。使她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在波士顿公立学校组织建立并且经营管理一个职业指导中心。这是美国第一个这样的中心，由福莱特担任顾问。她总是密切关注着中心的各种事务，热情地询问相关结果，全力以赴投身社会工作的大舞台达25年。她出名后，不管是地区性组织还是全国性组织，都纷纷向她寻求咨询和指导。由于具有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在多年的社会工作中，福莱特一直强调亲自动手，直接参与，这使她不可避免地成为革新家。一旦她有了新点子，就会竭尽所能，尝试各种办法，努力说服别人接受她的建议，并亲自参与实施。在她眼里，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再小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例如，煤炉晚上要封火，这种具体事务，她也要运用各种知识探究，找出最经济的封炉火方法。然后再把这个方法教给负责打扫楼房的工友。在公立学校的管理中，她建议学校当局在课后仍然对外开放学校的相关设施，提供给学生以及社区居民来娱乐和学习，从而使学校成为社区交往的平台之一。福莱特是一个十分注重细节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公立学校的晚会中心，本来是提供给人们娱乐的，但福莱特提倡在晚会中心里放置写字台。在她眼里，娱乐是重要的，而工作则更加重要，那些在娱乐的同时可以穿插工作的人需要写字台。所以，她专门做出了适合晚会用的写字台，并且得到其他城市的效仿。这种种细节，改进了波士顿公立学校的管理体系，而且一直被沿用下来。

　　福莱特极为勤奋，她几乎每天都在“以一种极度的创造性的狂热”从事工作。1918年，她的名著《新国家》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期刊上被纷纷转载，同时也建立了福莱特的政治思想家声望。这本书使福莱特成为国际性的杰出人物，把她推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不同层次的仲裁委员会、最低工资委员会、公开法庭以及其他官方或非官方的公共组织，纷纷邀请福莱特担当他们的顾问或委员。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些新的职务，使福莱特看到了政治生活中的另一面。争执对立的双方如何不择手段地互相争夺，如何施展阴谋诡计占尽上风，都暴露在这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女性面前。现实政治中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使她逐渐厌倦了政治学，因为它“似乎并未显示出真正能抓住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由此，福莱特的兴趣转向了工商企业。她自己是这样说的：“在那里我发现了未来的希望。那些企业家们不是学究式的或是教条的人，而是在思考他们实际上已经做了什么，他们愿意去尝试新的方式。”“企业的世界富有刺激性、生气勃勃、激动人心，完全是先锋式的工作。”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福莱特全身心地投入企业的管理咨询工作。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位政治哲学家向企业哲学家的转变，她的生命也因此绽放出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在企业组织和管理领域，福莱特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涯。她新颖独到的见解，征服了一批富有预见性和思维敏锐的管理精英，有越来越多的经理前来向她求教。1924年，她出版了企业哲学的代表作《创造性的经验》，开辟了管理思想的新领域。在纽约有关当局每年为企业管理人员举办的年会上，福莱特作为管理思想研究方面的权威曾被邀请发言。这说明，尽管人们对她的思想还没有吃透，但已经感受到了她的思想引力。福莱特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人们对它的理解是相当肤浅的。她独具慧眼地看到，企业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且是一种社会服务组织。她已经预见到，人类民主状况的改善必将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思路下，她把企业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并且特别关注企业在社会公平与公正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从这一高瞻远瞩的视野出发，福莱特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管理理念，其中包含了有关权力、领导、控制、建设性矛盾以及融合统一等多种内容。作为一个企业界的“局外人士”，福莱特一生从未效力于任何一家企业，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企业开出的报酬单。但是，她对企业管理的贡献，却彪炳史册，在多年以后成为不断被学界开发的富矿。

　　福莱特后期的著作大多是以演讲稿、报告等零散形式出现的，加之她本人逝世比较突然，所以没来得及集中整理出版。她的密友厄威克在她逝世后，积极地筹备出版福莱特后期著作。1941年，美国的H·C 梅特卡夫和厄威克共同编辑出版了《动态管理——福莱特演讲集》。1949年，厄威克又以《自由与协作》为题出版了福莱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集。这两部著作对全面了解福莱特的思想具有重大价值。

　　1939年，诗人W·H·奥登写了一首纪念弗洛伊德的诗：“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一个人而己/此刻，他却是整个观念的顶峰。”这首诗用在福莱特身上，也同样贴切。她创造性地提出了“情景规律”、“非人称化权威”、“相互服务”等对管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力量的概念；她关于“建设性的矛盾”、“融合统一”、“不可分的集体责任”等独到见解曾帮助很多人走出选择的两难困境；她的关于相互联系的哲学来源于对人类正义与合作精神的坚定信念，“当我们受到足够的启发教育，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体从其他人的联合中获得的，远远超过与他人竞争之所得，于是，我们与他们联合。”她一生致力于研究“怎样才能使我们最具人性”这一涉及终极人文关怀的课题。所以，可以说，只要有人类存在，福莱特的理论就会永葆青春。

　　在技术至上和个人主义的美国，福莱特的思想没有引起当时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在大洋彼岸的英国，由于有组织的工会比较发达，她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尤其是在强调群体的日本，福莱特的思想得到高度赞扬。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人又重新发现了福莱特，除德鲁克给她以极高评价外，在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塑政府”浪潮中，福莱特的思想成为政府变革的渊源。所以，有人指出，尽管直到20世纪80年代，戴维·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才提出要“重塑政府”，但其理论渊源完全可以追溯到福莱特，她是“重塑政府运动之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