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 蒲晓晔

　　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它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反对弱肉强食、倚强凌弱。在科学管理时期，社会福音论主张一种自由的、具有社会意识的新教主义，它要求人们为改善社会条件(包括工业在内)而行动起来。这一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福音派试图借助工业化的巨大力量推进社会改革，照顾穷人，唤起弱势群体，战胜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社会丑恶，实现社会正义，并由此而构成美国“进步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社会福音论的基本思想来自宗教，但它对早期行为科学产生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对工人的重视、运用直接参与的方法等方面，社会福音论启迪了早期行为科学的工人研究，成为与实验心理学并行的早期行为科学两大理论来源之一。

　　在新教徒眼里，工作对于工人而言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维持生活方面，而且尤为突出的是表现在衡量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方面。工作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工作影响着工人的生活方式、亲友关系、休闲娱乐以及工人自身的内心感受。对工人而言，工作从属于更广阔的社会体系。就拿工资来说，工资不仅能满足工人的生活需求，而且也是工人进行社会比较的一种方式。工人不是孤立的“社会原子”，而是从与他们生活背景和经历相似的人那里汲取社会营养、安全感和自我实现使命的“社会群体”。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社会福音论奏响了早期行为科学的序曲。

　　华盛顿·格拉顿(Washington Gladden)这位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牧师，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有着尖锐的揭示和批判，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社会福音派的先知”(雅各布·多恩196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的研究格拉顿的著作就用了这一名称)。格拉顿在1876年出版了《工人与雇主》一书，他针对工业兴起后的社会问题，从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出发，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格拉顿站在福音主义的立场上，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不是生存竞争法则，而是‘同情、友谊、互助和关怀法则’”。 从这一法则出发，他希望劳资双方建立伙伴关系。在格拉顿的眼里，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生产造成了劳动力的不稳定，占据强势的企业主毫无节制，工人陷入困厄而无力与老板抗争，只能在贫民窟中仰天长叹。格拉顿开出的药方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工会，这样，工人就有了同老板抗衡的实体和讨价还价的本钱，从而为工人争取到工业生产成果中有利于他们的份额。工人同企业之间发生争议，要有一个公正的机构站在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上予以仲裁，这种仲裁应当以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要处理好工人与雇主的关系，双方必须节制有度。工人的最大问题是酗酒，老板的最大问题是奢侈。另一位社会福音派鼓动家理查德·伊利也持有类似观点，说：“喝酒往往是穷人的一种诅咒，也往往是富人的一种耻辱。”

　　在19世纪的企业兴起过程中，人们往往把社会上的种种不幸看作是“坏人”得逞的恶果。而这种“坏人”，显而易见就是新兴的企业主。当时的企业主，得到了“强盗男爵”的雅号。这个雅号，来自于人们对中世纪莱茵河畔强征买路钱的封建土围子的蔑称。工业化以后，借助机器压榨工人的不法企业主，由于其发家史充满了贿赂和强暴，遭到社会上的普遍诟病。而社会福音派犹如当今的郎咸平，直言指斥企业主的种种罪恶。不过，社会福音派比郎咸平高明的地方是，他们并不完全乞求政府的管制和恩赐，而是主张以工人自身的力量同企业主对抗，以基督教准则代替达尔文准则。在他们那里，主张人们应当积极地改革社会和经济条件，而这种改革最有可能产生的方面，就是劳资关系。华盛顿·格拉顿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后来的行为科学形成启示和先导。随着科学管理的出现，社会福音派与泰罗制紧密结合起来。泰罗的门徒库克在对待劳工问题上的做法，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福音论的影响。但那些曲解泰罗制的效率工程师，并未能对改善劳资关系做出贡献。所以，社会福音派的这一愿望，有待于早期行为科学的进一步发掘。

　　怀廷·威廉斯(Whiting Williams) 真正把社会福音论发挥到极致并且与行为科学链接起来的，是我们在第九期《管理学的新突破》一文中介绍过的威廉斯(上期把“怀廷”误为“怀特”，在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怀廷·威廉斯不仅是靠他深入工人之中的吃苦精神和高尚行为在感动着人们，更重要的是他把社会福音论运用于工作场所和生活实际，为工业社会学开通了道路。

　　威廉斯的基本理论，建立在工人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上面。他指出，工作不仅仅是工人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在于工作决定着工人的社会地位。所以，工作岗位不单纯是企业内部的一种设置，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威廉斯在钢铁厂当扒炉渣的铲工时，上道工序的工友能够同他称兄道弟。然而，当他一旦被提升为技工助理，情况就发生了明显变化，隔阂立即产生。工友嫉妒他的原因不是技工助理的工资高(实际上工资更低)，而是工作环境既干净又舒适，而铲工的环境又脏又热。工种的分野，实际上是两个世界的分野。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屡见不鲜。例如，美国的部分蓝领(如卡车司机等)，其工资可能高于大学教授，但在社会身份上，却明显属于不同的“圈子”。工作岗位和社会“圈子”相关，这正是威廉斯的贡献。而这一点，也在霍桑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关于工资社会作用，威廉斯观察得十分仔细，丝毫不亚于霍桑小组的研究。他发现，钱对于工人确实是重要的。对个人来说，钱是衡量勤奋程度的标尺；对社会来说，钱是衡量人际距离的手段。但是，正因为钱具有非物质的社会属性，所以，当钱超过了某一点时，工资的增长就可能会降低努力的增加。 所以，刺激性工资方案往往不那么有效。

　　威廉斯的观察是多方面的，在以下四个方面，他的研究可以同霍桑实验平分秋色。第一，工人限制产量或者磨洋工的原因，同社会提供的工作机会稀少有关，也同雇主只按生产需要招募和解聘员工有关。第二，工会产生于工人的保障需求，尤其是工作保障，如果雇主能向工人明确显示出对这种保障的关心，那么，工会就不会对企业造成多大威胁。第三，工作时间长(当时钢铁厂为12小时一班)不仅不能维持效率，而且还会积累不满，工人和工头都会因为精疲力尽而牢骚冲天，增长火气，甚至酿成冲突。第四，工人能够受激进主义者的煽动，参与罢工或其他对抗活动，其原因多数同雇主没有向工人阐明公司的计划、宗旨、目标、理想有关，也就是说，员工与企业的对立，来自于员工不了解公司的性质。威廉斯的这些思想，在他的两本专著，即1920年的《工人头脑中想的什么》、1925年的《人的主要动力》有明确表述。

　　社会福音运动对20世纪初期的工业改良产生了巨大的推力。相比而言，由实验心理学发展而来的工业心理学为早期行为科学研究人的个体奠定了方法基础，由社会福音论发展而来的工业社会学则为早期行为科学研究人的群体奠定了伦理基础。 常见的管理学著作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对工业心理学关注较多，而对社会福音论关注较少。也许，管理伦理学研究的薄弱局面，与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畸轻畸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