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之哲学批判

　　张羿

　　一、自白：中国式管理不是科学是“哲学”

　　在《中国式管理》首版序言中，曾仕强先生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无国界，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管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美国式、日本式的区分。”

　　“哲学就不一样，各地区具有不相同的风土人情，表示各地区的哲学并不相同。”(注：引文与正文字体有所区别的，均出自曾仕强先生的相关著作；为便于读者阅读，没有特别标明出处；下同)

　　“中国式管理原来只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管理的管理科学。这本《中国式管理》，当然不能够凭空捏造出中国式的管理科学，却不得不用心探讨中国管理哲学。”

　　在《中国式管理》后记中，曾仕强先生坦率地承认：“中国人所擅长的，是管理哲学，而不是管理科学。”

　　而对于“真正的中国式管理”的内涵，曾仕强先生做了如是说明：“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就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管理，目的只有一个，在于用得有效。”

　　因此，在曾仕强先生看来，所谓中国式管理，就是要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来驾驭西方的管理科学。

　　然而，果如其言乎？

　　二、中国式管理是什么样的哲学？

　　1.中国式管理是神秘主义哲学

　　“姑不论企业主的个人信仰为何，每年农历初五开工时，例行烧香礼拜，便是敬畏天命，向天宣誓全员顺应天命的决心。”

　　“天”如果是无人格的自然，那么敬畏它只要按照它的法则行事便罢，何必烧香礼拜！这不是公然鼓吹迷信吗？

　　中国式管理的神秘主义，深刻地暴露了它的迷茫和虚弱。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式管理的“信心”所在：

　　“老天保佑好人，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信心来看待。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获得科学证明。而现实社会，好人常常备受折磨，比恶人更加吃亏的现象，也令人怀疑上天公正的态度。但是，如果连这一句话都不相信，那人活着，还有什么依凭？皇天不负苦心人，应该是人类最后一线希望，不要使其断绝，应该是大易管理最为坚强的信心。”

　　“老天”既无人格，只是自然的话，它用什么来保佑好人？看了上面的话，我们是坚定了对人类的信心，还是更加沮丧？

　　事实上，神秘主义的本质就是相信世上存在着秘密的或隐藏的自然力。这种背离真理与人性的古老哲学，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哲学骗局。

　　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人们内心深处存在广泛的忧虑时，神秘主义往往卷土重来。而神秘主义在现代社会肆虐的根本原因，则是信仰的缺失。

　　神秘主义往往与现代科学相抵触，而真正的信仰不仅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还有助于科学的昌盛。基督教信仰根基深厚的西方，科学也同样发达，就是信仰与科学并行不悖的明证。而神秘主义最大的危害性在于，它往往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扰乱人们的理性思维。神秘主义是现代科学和民主的大敌。

　　2.中国式管理是搀杂诡辩术的朴素辩证法

　　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式管理不明就里，却以二分法的名义妄加批判：“二分法毕竟比较简单易学，而且条理分明，结果十分明确，符合大多数不喜欢动脑筋或者不会动脑筋的人，所以拥护者不在少数。”

　　“西方人常以二分法来思考，习惯二选一的应用。中国人常以三分法来把二看成三，用二合一来代替二选一。”

　　中国式管理提出了一个“三分法”的概念，并用它与西方式管理的“二分法”相对立，但事实上，这种三分法的提法，只是一种夹杂着诡辩术的“朴素”辩证法。

　　“什么是管理？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固定的答案，因为每一个人对管理的认知和体会各不相同。”

　　“中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交互主义’(Mutualism)，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切看着办’。”

　　中国式管理以上的这些观点，就充满了诡辩的色彩。因为真正的辩证法强调逻辑的严谨，而中国式管理对于权变的强调已达极致，以致出现了逻辑的荒谬与混乱。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辞，正应了中国儒道不崇尚逻辑的传统，往往春秋大义，洋洋万言，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上是没有判断标准。

　　诡辩的特征正在于没有判断标准，而辩证法则有判断标准，最根本的标准是实践。辩证法所说的相对性揭示的实际是“条件的作用”。

　　而以下言论的诡辩色彩就更为浓厚。

　　“对外以‘顾客第一’为指导原则……对内以‘员工第一’为最高考量标准……如果内外碰在一起，追问究竟谁才是第一？这时候拿‘兼顾并重’做平衡的尺度，提出‘顾客至上，员工第一’，相信必能内外皆大欢喜。”

　　事实上，客观事物并不总是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从系统论观点来看，系统事物的两端、两极，有时候可以呈现出和谐统一的情况。上例中的顾客和员工本来就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没必要在谁是“至上”、谁是“第一”上玩语言游戏。

　　因此，中国式管理的“朴素辩证法”不仅搀杂着诡辩术，还缺少对系统论的认识。这种“三分法”骨子里还是一种主客对立的“二分法”，既不符合科学，也没有真正的创新意义。

　　3.中国式管理是否定科学和创新的哲学

　　中国式管理没有真正理解西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精髓，以至于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嗤之以鼻。

　　“21世纪的主流价值，不应该放在精良的武器上，否则人类即将毁灭；也不可能寄希望于科技的发达，不然的话，人类也同样面临毁灭的厄运……21世纪应该以文化为重点。”

　　“依理应变绝对不是求新求变。”

　　“50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用不着西方式的制衡，照样可以改朝换代，把不满意的人推下去。各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必刻意求同。”

　　“难道中国人发明火药，只把它做爆竹，供人玩乐是不对的，而欧洲人把它用来制成杀人的枪弹反而是正确的吗？”

　　中国式管理没有真正理解西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精髓，以至于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嗤之以鼻。中国式管理还企图让中国人回到“万马齐喑”的时代。

　　“今日社会动荡不安，追究起来，有些人轻视伦理，鼓励‘有话就要说’；电视上常常出现‘我有话要说’的字幕或声音，都将难辞其咎。”

　　今日中国只是价值混乱，何曾动荡不安？“有话就要说”，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如今缔造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又是我们全民族的历史使命，而创新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放个性。中国式管理扼杀创造力的观点实在是让人看不懂。

　　4.中国式管理是反人本主义的哲学

　　中国式管理还公然倡导侍奉主子的奴才哲学，与后现代管理的管理主体观完全背道而驰。

　　“事情顺利成功，是领导者正确方针的功劳；事情失败，那是推动者的过失，与领导者无关。此时推动者为了表示负责，可以请求辞职；而领导者则视情况，予以慰留或照准。这种领导者有权无责、推动者有责无权的现象，西方管理学者，或许会嗤之以鼻，但就大易管理而言，只要大公无私，有什么不可以？”

　　“标榜自己的创见，强调个人的贡献，不但不能够汇集众人的意志和力量，而且容易引起大家的嫉妒和打击。……现代人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口闭口就说什么个人的意见，实在是不智的举动，破坏组织的凝聚力，也造成各人坚持己见，不肯让步的僵局。不如以上级意见为主轴，融入大家的看法，汇合成大家的意见，更为可行。”

　　中国式管理标榜“以人为本”，而实际推崇的却是一种侍奉主子的哲学。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式管理的“手段”：

　　“中国人当然深知‘向上管理’的奥妙，在于‘能做不能说’……向下管理尚属不可明言，何况是向上管理？上级觉得好笑：‘我都不想管你，想不到你还想来管我！’不免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整整你，看你敢不敢来管我？心想，‘老子不发威，被部属当成病猫’，干脆发发威风，看谁来向上管理？’”

　　“上司所说的，永远都对，有意见很可能被当作叛逆。……现在不能杀人，却也有一大套整人的办法，令人比死还要难过，何苦以身相试！不如明哲保身，牢牢记住这一条准则。就算老板叫我去死，我也要答应‘好’，反正不去死他也没有办法，何必嘴硬，跟老板逞强！”

　　以上这些做法，岂止是远离人性化的管理？完全是压制人性的宫廷之术！看来，无论是“人性化”还是“爱心”，对于中国式管理来说，都是言不由衷的。中国式管理在客观上只能把中国人个个塑造成奴才，让中国回归专制的古代社会。

　　5.中国式管理是权谋哲学

　　中国式管理声称，凡谈权谋乃是没有领会中国式管理的真谛。然而，中国式管理反对的只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却推崇真正的权谋。因为真正的权谋，正是马基雅弗利所说的“伟大的假好人”式的狡黠。

　　“表面上看来，中国人喜欢争权夺利，实际上我们真正开心的，是塑造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形势。大势所趋，权和利都成为囊中物，高明的中国人，口口声声不为权不谋利，却善于‘造势’，因为形势比人强，可以决定一切。”

　　以上所谓的“造势”是什么？一种真正的权谋术，却非要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造势”！这无非是一种包装，甚至是强词夺理。

　　“希望在圆满中分是非，最好把握下述三大原则：第一，平时要以广结善缘的态度，结识各种关系的重要人士，以便必要时商请助一臂之力；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要随便得罪人，以免山不转水转，有一天发生‘不是冤家不聚首’的痛苦场面；第三，要慎重考虑，自己需不需要加入某种党派或势力圈？”

　　“我们受到指责和批评的时候，首先要先认清对象，搞清楚‘指责我的人究竟是谁’。

　　指责的人职位比我高，形势比我强，或者声望比我隆，最好的因应方式，便是‘做错了，赶快向他道歉，并且设法获得谅解；没有错，则保持沉默，不说话。’

　　指责的人职位和我一般高，形势和我差不多，声望也隆不到哪里去，常见的反应是：‘好，我承认我有错，你难道一点错误都没有吗？’于是毫不保留地把对方的错误，也宣扬开来，弄得对方下不了台。

　　指责的人职位比我低，形势比我差，声望不如我，这时候首先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人在后面撑腰？不然怎么会如此这般？如果是，要特别小心，不理会指责的人，却直探后面那位撑腰的高手，以便适时化解，他自然会制止指责的人，甚至叫他道歉了事。

　　若是背后并无高人，那么本着‘不教训你不行，否则别人可能学样’的精神，一定要把脚伸出去，踩得他永远不能超生。”

　　以上则是赤裸裸地教唆中国人玩弄古代权谋。尽管它所说的是一种中国人生活中的现实，但体现的是一种市侩哲学，而不是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国民性的正直的学术。

　　放眼西方，也许只有马基雅弗利曾经公然鼓吹过权谋之术。其他无论西方哲学还是基督教信仰，都推崇正直、坦诚、纯洁的高尚品格。而西方也没有嘲笑这些高尚的品格是“幼稚”的。甚至中国的圣人孔子、孟子等，也无不教导人树立高尚的品格。

　　6.中国式管理是蔑视制度与规则的哲学

　　从中国企业目前的状况来看，“办公室政治”的泛滥堪称是一大难题。身在职场的中国人大多都对“办公室政治”深有体会。可以肯定是，没有人真正喜欢“办公室”政治，有的话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中国式管理公然教唆权谋之术的做法，无疑会助长“办公室政治”之风，让中国人活得更累。

　　中国式管理对规则的践踏，更是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目标’可以达成也可能不敢达成。因为我们心里最清楚：一旦达成目标，下一次目标就会提高，结果必然逼死自己，何苦来哉！”

　　“仔细观察中国人的习性，不难发现‘当一个中国人有道理的时候，他喜欢讲道理，而不提法律条文；当一个中国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道理的时候，他就开始引用法律条文，企图以合法来掩饰自己的无理或不合理；当一个中国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时候，他便胡乱骂人，想要以泼妇骂街的方式，来获得同情或乡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如此行为，根本不合乎“现代化”的要求，既然和西方人不一样，就应该赶快加以改变。现在我们经济发展恢复自信心，是不是应该重新来思考自己的传统呢？”

　　中国经济发展与践踏规则有什么逻辑关系？难道中国现代化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们不遵守规则才取得的吗？这是何等的逻辑错乱？

　　“个人与个人之间，契约既没有太大的功能，规定也常常形同虚设，因为‘人肉咸咸’，遇到存心抵赖的人，契约和规定，好像永远使不上力。结果只能够约束好人，却任由坏人逍遥法外，产生不了什么管理效果。

　　一切具体化、透明化、明确化、成文化，最大的隐患还是把自己缚得完全没有回旋的空间，不是弄得自己诚信有问题，便是被讥讽为‘朝令夕改’。”

　　中国的法制建设和规则建立方面只会远远不够，而不会已经过度。反对中国管理的规则化，是一种彻底的反现代行为。中国式管理这种与现代化唱反调的观点，究竟属于什么伟大的创新？

　　7.中国式管理是闭门造车的哲学

　　中国式管理的闭门造车，在于无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因而不是完全凭感觉说话，就是陷入“中国中心论”的阴影之中。中国式管理的闭门造车，完全背离基本的学术精神。

　　《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竟然如此论断现代管理：现代管理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钱，为了控制。你到图书市场上去看，几乎所有的管理学著作都在告诉你：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最大化地赢利。众所周知，身为现代管理学创始人的德鲁克，却自始至终否定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获取利润。现代管理学的众多理论，也没有阐述过管理就是钱、就是控制这样的观点。

　　成君忆还曾经这样描述西方管理：X理论错了，Y理论也错了，管理者的世界一片混乱，但他们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们惊惶失措，到处寻找答案。看来，中国式管理“大师”们眼中的西方管理，已经到了彷徨无奈、非寻求中国式管理拯救不可的地步了。面对跨国公司有条不紊地布局全球，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却举步维艰的客观事实，中国式管理的大师们如何解释呢？

　　中国式管理认为，西方管理最大的弊端是把人当做物来处理，没有进行人性化管理。而事实上，西方在人性化管理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早已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后现代管理学把人看做“文化人”，即把每个人都看做创造者的人性假设自不待言，即便是早期的诸多管理理论，也一直是围绕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进行管理理论的构筑。

　　三、中国式管理的哲学凭什么驾驭西方管理科学？

　　看清了中国式管理“哲学”的模样，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式管理的基本假设，就是用中国哲学驾驭西方管理科学。事实上，由于陷入诸多的哲学误区，中国式管理这一看起来似乎境界颇高的思想基础，不仅存在着致命的逻辑错误，更存在着严重的实践悖论。

　　1.西方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不可分割

　　纵观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从泰勒、法约尔，到梅奥、马斯洛、麦格雷格，到德鲁克、彼得斯，从来都不缺少哲学向度。

　　西方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是不可分割、水乳交融的，管理哲学本身就是西方管理科学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西方管理科学是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是“道”与“术”的结合。

　　2.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的逻辑错误

　　假如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成立的话，必须基于以下几种假设：一是西方管理科学缺少哲学向度；二是西方管理科学在全球化时代已走向没落，只有用中国哲学才可以激活西方管理科学，从而拯救21世纪的管理学；三是西方管理哲学不适合中国人。

　　然而，事实表明，以上假设都无法成立。

　　首先，如前所述，西方管理科学并不缺少哲学向度，并不是有“术”无“道”。

　　其次，从工业经济时代的现代管理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后现代管理，西方管理科学不仅没有走向没落，反而因自身的不断变革而日臻成熟。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知识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当今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布局、甚至中国优秀企业目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西方管理科学为指导或学习西方管理科学的结果。因此，西方管理科学不存在以中国哲学来激发活力的需求。

　　最后，西方管理哲学的人性化导向以及人性化管理实践体系，是基于对人类本性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人性格的研究，因此，并没有不适合中国人的逻辑。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实施的人性化管理，并没有使中国员工感到不适应，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不可分割这一事实，如果把西方管理哲学人为地从西方管理科学中抽取出来，则将不存在西方管理科学；假如只抽取西方管理科学某些工具化的部分，再加上中国哲学的话，就成为一种人为的强迫婚配，生出来的将是一个怪胎。

　　3.中国哲学加西方管理科学的实践悖论

　　管理哲学作为西方管理科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与企业经营目标不可分割。西方管理哲学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的哲学。这种有效性表现在人性化管理目标与企业绩效目标的双重实现上。

　　把中国式管理的一些做法强加到西方管理科学体系上去，对管理实践将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中国式管理的权谋术与西方人性化管理体制相悖。中国式管理所说的“以人为主”，并没有明确的主体哲学为依托。因此，只是口头上的“以人为本”。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权谋术，正是在此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对人的不尊重。在不尊重个体的情况下，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虚假的，与西方管理中的人性化管理体制将产生根本上的冲突。

　　中国式管理抹杀个体价值的做法与西方管理激励制度相悖。中国式管理倡导隐藏个人创见，把个人创见归给领导。这种做法与西方管理的激励制度相悖，在管理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式管理的沟通方式与西方管理绩效制度相悖。中国式管理的沟通技巧，如“先说先死”、“会而不议”等，与西方管理中的会议制度完全相悖，也与管理实践中所要求的快速行动原则相冲突。中国式管理推、拖、拉的问题化解方式，与西方管理科学的绩效制度会产生严重冲突。

　　中国式管理的蔑视规则与西方管理六西格玛精细化制度相悖。中国式管理的过度蔑视规则，无疑与西方六西格玛精细化管理制度相悖。中国在精细化管理方面不是过度，而是还远远不够。中国式管理的蔑视规则，特别是对于大型企业的管理实践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中国式管理的虚假伦理与西方管理的信仰基础相悖。在神秘主义驱使下的诸多混乱的价值观，表明中国式管理是在信仰危机情况下产生的虚假哲学。尽管其根源出自《易经》这样博大精深的

传统文化经典，但这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真正解决当代信仰危机的重大缺陷。中国式管理之虚假伦理，与西方管理科学中的新教伦理无疑会产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对处于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会成为一种巨大的文化障碍。

　　四、中国管理哲学的未来之路

　　中国式管理的根本症结是，无视西方现代化的全部哲学基础，在独尊中国哲学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中国哲学驾驭西方科学的历史使命。

　　而实际上，真正学贯中西的学人，对东西方学术体系的差异自有体认。西方的学术体系，初读会觉得浅显、简单，很多言之凿凿的东西，似乎自己也不难想到；然而深究起来，却会发现这其间其实已经历了全方位的、逻辑严密的论证，几乎所有人类理性与想象可及的地方都已被从各种角度充分的涉及、覆盖，一个宏大、严谨的逻辑体系已然建立，创新，很难。

　　而反观东方的学术体系，天马行空乃是常事。表面看来，充满了智慧、感悟与心得，深究起来，却多见难以实证的似是而非。

　　或许，就所谓中国式管理的“使命”而言，说哲学的融合，会更好一些。至于妄言以中国哲学去驾驭西方科学，实在是洋务运动之后不该有的思想了。

　　由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早就遭到了鲁迅等思想家的批判。北洋水师的覆灭、近代中国改革的失败，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后的崛起，早就证实了“中体西用”是行不通的。惟有融贯中西，才是中国管理哲学未来的突围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