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真实性

　　西方人相信“眼见为实”，认为自己亲眼见的必然真实。我们却应该加上“眼不见为实”，配合着思虑才能得其全。

　　西方文化以科学为主要支柱，科学的精神在求真。影响所及，西方的管理也重视真实性。譬如，预决算制度的执行若是出现预算等于决算的情况，西方人会认为是由于预算时十分用心估算、执行时也格外小心，所以控制得很精准。只要真实，大家也不会怀疑是不是做假帐。

　　中华文化以道德和艺术为两大基石，都以善为主。中国式管理，既然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当然在求真之外，还要重视善的成分，太真实了反而令人不敢相信。决算和预算完全一致，大多数人都会怀疑是不是做假帐，拿不实的收据来核销，否则，怎么可能那么精准，一年前做的预算，和一年后的决算相等，凡人哪里做得到？

　　若是决算大于预算，数额不大，还说得过去。因为，物价会上涨，大家都能够接受。但是大得太多，有人就会怀疑，是不是做预算的时候已经存心不良，采取头小尾大的策略，先提出小额预算，这比较容易通过，然后不断追加，成为巨额决算。这种类似蒙骗的伎俩，大家必然异口同声加以指责，然而，敢这样做的人，大多有良好靠山，或者强有力的支撑，大家敢怒却不敢言。

　　如果决算小于预算，大家首先的反应是，怎么会这样？居然有钱不会用？这还不打紧，明年这个项目的相关预算，不遭受删减才怪。正常的情况，多半会添购一些零件或辅助用品，把预算消化掉，只要不涉及贪图私人利益，应该属于光明正大的行为。甚至和厂商谈妥，先把余额含在发票当中，明年再来冲抵。厂商当然乐于全力配合，可谓轻而易举。也有把尚未交货的发票开过来，以利办理决算，待最近的未来，货送到时，经验收无误后，再行付款，彼此合作无间。

　　现在居然出现决算小于预算，老实地把余钱奉还，大家必定仔细查核，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岁月里，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又什么花样没有看见过？我们如此高度警觉性，对任何事情都会引起相当程度的怀疑，这是屡经教训，吃尽苦头所累积的宝贵经验。我们擅长鉴古知今，由历史的记载中寻取所需要的方策。

　　如果用A代表预算，用B代表决算。A和B这两个变数之间除了A=B、AB这三种情况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花样？我们对这三种关系，都有所怀疑。应该如何处理才能够获得大家的信任，在审核过程中顺利过关呢？

　　说起来很可能令人失望，因为主要关键，仍然离不开以人为本的基石。换句话说，问题还是在人的身上。主持人的人品是大家能不能相信的决定因素。“品”这个字，一共三个口，表示众人都认定的意思。一个人说了不算，两个人说的可能是凑巧，或者逼于形势，众人口径一致，异口同声说没有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见，中国式管理中人的因素十分重要。人的诚信是千古不移的根本，虽然这很难估量、不容易具体明确，大家却非常重视。反过来说，如果连人都不重视，岂不是人把人自己看轻了？贬低自己的地位，对人类社会而言，有什么好处？人的地位崇高，做人才有价值，人的因素重要，做人才需要努力。中国式的管理，使人不能不重视自己的品德修养，使人不得不注重自己的诚信。

　　我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意思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社会大众的心中，都有一把看不见的尺，衡量得很精准。

　　西方人认为数字会说话，鼓励大家依据数字来管理。不错，对西方人来说，数字是很精准的，一就是一，二便是二，根本用不着争议。然而，中国人的艺术修养，使得数字增加了许多弹性。我们喜欢说“好几个”，却不明确说明到底是几个。因为说得明确，就成为死的数字，完全没有弹性，最后还不是逼死自己，到时候才后悔没有自留余地，岂非活该！

　　请问西方人士：“你们那边来多少人？”对方回答：“三个。”来的果真是三个，这是西方人的真实性。若是问中国人：“你们那边来多少人？”对方回答：“三个。”到时候很可能来两个或者五个，理由十分充足，不是“有一位临时生病，所以不能来”便是“有两个是将来要承办业务的，怕连接不上，所以特别请他们一起来”，坚强得令人不能不欣然接受。

　　在西方社会，人数确定下来，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跟着定下来。座位、餐点、茶杯，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来的人增加一个，便供应不上，只好从缺。中国社会，谁敢算得那么精准？不挨骂才怪。“为什么不多准备几份？这么死脑筋，办什么事？”脑筋一灵活，数字当然随着具有弹性，不那么精准了。

　　任何承办过大型会议的人，都知道会议场所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届时有多少人参与？应该找多大的场所？谁也料不准，不敢决定。大场面，万一参与的人不够多，显得空空荡荡、稀稀落落，大家一定痛骂：“为什么找这么大的地方？想在这里开舞会？”小场地，人多了太拥挤，大家必然抱怨：“像挤沙丁鱼，快喘不过气了！”我们骂人，只要不当着领导的面，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即使说明实际困难“原先答应前来参与的人很多，临时由于有急事，以致不能到场”或者“最近刚好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临时增加了很多人”。大家的反应多半是“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换人算了”！

　　许多人看到西方管理十分重视“制衡”，一关卡紧一关，似乎很放心，便认为中国式管理在这方面显得很松懈，容易导致腐败。实际上，中国人骂得难听，背地里诅咒也是一种制衡作用，十手所指，十目所视，难道不能吓阻？

　　西方人相信“眼见为实”，认为自己亲眼见的必然真实。我们却应该加上“眼不见为实”，配合着思虑才能得其全。眼睛看得见的部分，固然很真，眼睛看不见的部分，往往更为实际，丝毫都不能够忽略。

　　会议通知发出去，接到的人如果不重视，便会放置一旁，意思是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参加。若是重要会议，接获通知的人士，就会打电话告知相关的人。一方面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一方面则打听对方有没有被邀请，以求进一步了解此次会议的性质。没有获得邀约的人，也会趁机深入了解，掌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然后通过关系要求主办单位补发通知。一些会议要求参加的人愈来愈多，固然显得十分重要，主办单位很有面子。但原先预定的场所，若是不够容纳，现有经费是不是负荷得了？却是不得不承担的难题。这些因素，在会议时不见得为大家所见，但是实际的情况，谁也不能否认，难道不是眼不见为实吗？

　　管理者必须把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部分合起来看，才能掌握全局，弄清楚真实的状况。数字只是现实看得见的部分，却忽略了看不见的部分。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我们刻意将数字弹性化，也就是模糊化。这样做并不是我们缺乏精确的意识，或者不重视数字管理，完全是出于实际环境的需要，非如此不可。

　　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对于一切数字都要弹性化或模糊化，只要诚信的条件充足，大家都充分信任，数字可以精确化，到时候再改变，大家也不致怀疑。

　　预算和决算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确定。不可能样样都是A=B，不应该所有项目都呈现A>B，更不适宜每件事情都A

　　在众多的项目当中，有A=B，有A>B，也有一些A

　　A和B的数字若是相距太大，便会引起注意。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是故意的？承办人最好将心比心，站在审核人的立场，事先做好沙盘演习，举列可以采信的理由，使审查人交代得过去，或者加注某些意见，表示全盘了解。

　　最重要的是不能心存欺骗，骗得过一时，骗不了多久。一旦丧失信用，大家就会特别提高警觉，反而增加了自己的难度，明明是真的，大家也会怀疑，就算一再说明，大家也认为“此地无银三百两”，完全是心虚的表现。信用是自己一点一滴逐渐建立的，稍有毁坏，便很难恢复。我们原本就多疑，加上情报灵通，遇到可疑的情况，警觉性特别高。想骗西方人比较容易，要骗中国人，实在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