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中国式领导

　　有些披着中国文化特色外衣的领导方式，实际是糟粕

　　文/黎冲森

　　有个寓言故事：一条猎狗把一只兔子赶出窝后正在追赶，牧羊人见状便调侃：“小的比大的跑得更快！”猎狗回应：“我是为一顿饭而跑，而兔子是为性命奔跑！”

　　在企业团队中，由于角色和目标不同，就像猎狗和兔子一样被激发出来的潜能和动力自然也不一样。这正是企业领导的必修课。调查显示，领导力和领导的效能是亚洲企业的员工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

　　但现实中，不少伪中国式领导在深深地危害着中国企业的稳健成长。

　　伪中国式领导，是指披着中国文化特色外衣而实际上是糟粕的领导方式。典型的伪中国式领导包括以下三类：一是新型演化者，如政治军事化领导、权谋领导、中庸式领导；二是与生俱来者，如家长式领导、集权文化领导；三是深藏不露者，如领导与管理不分。

　　新型演化者之一：过度的政治军事化领导

　　信奉政治军事化的领导者，大多与其军人出身不无关系。统计表明，截至2004年底，在中国按营业额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达200人。在

房地产行业，企业总裁中军人出身的达80%以上。尽管政治军事化领导在特定阶段可以创造神话，但随着决策和激励机制的日益精确和复杂化，以理想和斗志为核心的政治军事化领导为主导的企业变革就变得渐趋危险。

　　TCL智能家电工业设计公司副总经理李劲在接受 《经理人》采访时说：“这种领导方式主观性太强，决策不够民主，权威太大，总认为企业的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错误决定也要下属贯彻执行，而自己不管犯多大的错误，总是轻描淡写，容易给下属带来伤害，甚至使他们不敢贸然谏言。”

　　2005年11月，65岁的“三九教父”赵新先被刑事拘留。执掌三九集团近20年的他曾身兼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和CEO等重职。他曾带领三九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赵新先的领导风格具有浓重的军人色彩。公司运营、管理、人事任免等都显示出赵氏的铁腕和权威。他在三九集团会上对企业中层干部发言时就说：“三九是我一手做大的，没有我赵新先，哪有你们的今天。”他还一直试图用政治军事化的领导和管理方式去解决企业所有问题。但企业毕竟不是军队，企业完全政治军事化领导的背后往往是简单化、偏激化、专断化。这既是他兴盛之道，也是他最终走向末路的主因。

　　“病根”批判：企业文化和执行规则过于政治军事化，领导行事过于专断，个人权威“奴役”团队力量。

　　新型演化者之二：权谋领导

　　权谋术已从过去的政治领域嫁接到企业经管领域，不少企业家和经理人还乐此不疲。由于权谋领导思维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以企业常常有意无意地产生诸侯文化和派系斗争。

　　TCL总裁李东生已经感觉到了内部的派系诸侯对企业的伤害。他在反思自己的失误时说：“对一些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管理干部过分碍于情面，继续让他们身居高位”，致使“在企业内部形成诸侯文化的习气长期不能克服，形成许多盘根错节的小山头和利益小团体，严重毒化了企业的组织氛围，使一些正直而有才能的员工失去在企业的生存环境”。

　　TCL遇到的问题，在中国企业中比较普遍，并已成顽疾。权谋领导虽然一时能摆平对手或时局，但从长期看，它制造出的企业文化和氛围是可怕和破坏性的。因为它不是以制度和业绩为根本，而是以人情和帮派为基础，这与现代企业制度和领导本质背道而驰。

　　“病根”批判：企业政治生态恶化，部门领导之间或领导与团队之间出现信任危机，良性沟通机制难以建立。

　　新型演化者之三：中庸式领导

　　《一个浙商的22条商规》要人们切记有所得就有所失、有所失就有所得的古训。“天下无事不可为，但商人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要注意“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派系纷争”。不要把获得商业利益的希望寄托在有派系纷争可能的任何一方。同时，“不要轻易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大的发言权”，并要“给自己留条后路，预防众叛亲离”。

　　这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中国企业家的经营实践心得，恐怕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商人普遍推崇的经营“圣经”—— 中庸之道。从领导风格上讲，它属于“无为”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好人领导”。它的本质，是对领导方式进行定性而不是定量，所以领导行为常常见风使舵、弹性很大，亦可称之为“弹性领导”。

　　试想，一个只会描述梦幻般远景、协调关系、圆滑，以及激励只有口号的企业领导，其下属会信赖吗？

　　“病根”批判：领导行为原则性不足，不利于树立领导威信，常常延误甚至耽误企业发展机遇。

　　与生俱来者之一：家长式领导

　　在中国，推崇亲情文化和家长式领导的企业不在少数。家长式领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独裁性领导。

　　原雅虎中国总裁、现奇虎总裁周鸿事必躬亲，处世方式比较强势，给人一种压迫感，所以有员工用“沙皇”来形容他独裁性的领导风格。其实他的愿望并非如此，而是希望有一个充满战斗激情的团队，但事与愿违，后来他把自己的思路归纳为“弱管理、强领导力”。

　　在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中，扛着所谓“强领导力”旗帜的老总并非少数，他们实施的其实就是独裁性领导。

　　原巨人公司老板史玉柱检讨自己失败教训时就表示，原来公司董事会是空的，决策就是由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并告诫别人，决策权过度集中危险很大。

　　“病根”批判：企业领导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下属或团队跟自己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领导长此以往，将使员工最后都由“狼”退化成“羊”。

　　与生俱来者之二：集权文化领导

　　2006年6月，TCL高层人事变动频繁，一些创业元老级人物纷纷隐退。李东生则身兼TCL集团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TTE董事长等多职，由幕后走向前台。

　　这场变革与李东生最近的反思息息相关。现在“要开展一轮彻底的、触及灵魂的文化变革与创新活动”。在此背景下，TCL终于由分权而治转变为集权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TCL分权而治的传统。有业内人士认为，“分权而治不利于树立领导权威，领导反而受制于部属，国际化决策难以有效执行”。

　　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中大集团总裁助理、战略研究专家邵雨接受《经理人》采访时说：“领导要保持创新活力，就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集权制将严重制约企业的创新意识。”他还认为，国内企业领导不是权威不够，而是权威过头；TCL真正的症结不是文化变革问题，而是国际化战略本身有问题，李东生及其团队应改变领导风格来提升领导力。

　　事实上，国内企业采用集权式领导的很多。但它是不是企业全球化需要的中国式领导呢？恐怕没人敢肯定。

　　“病根”批判：采取集权制，决策权过分集中，导致决策难以民主化与科学化而使企业风险难料。

　　深藏不露者：领导与管理不分

　　韦尔奇曾语重心长地说：“别沉溺于管理了，赶紧领导吧！”

　　但领导与管理可否兼而为之？事实是，过度管理常导致领导缺乏，而过度领导又常导致管理缺乏。如何让二者有机平衡，是企业常胜的关键。由于领导和管理的角色和定位不同，所以其行为模式差异也很大。领导者是创新地指引团队迈向未来，而管理者则是按部就班地带领团队完成预定目标。

　　约翰·科特则进一步指出，高效率的企业领导花在领导上的时间，已由40%增加至80%，即使是最基层的管理者，也要花20%的时间用于领导。由于企业变革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领导而非管理，因此缺乏领导将导致发生错误的几率激增，也常使不事领导的高阶主管落入各种陷阱。

　　国内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壮大后，有多少能心甘情愿地把企业交给经理人去打理，自己真正去做“领导”的工作？

　　“病根”批判：角色定位不清，不利于领导与管理团队发挥协同作用。

　　批判伪中国式领导现象，并不是与某个企业或具体企业家有什么过结。我们急切希望中国企业能由伪中国式领导质变为真正的中国式领导。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威在接受 《经理人》采访时表示：“我不觉得中国式领导与西方式领导会产生冲突，我们的中国员工就非常喜欢史密斯公司这样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西方企业文化，它成为我们留住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中国企业领导者注重人情化，西方领导者追求理性化，但两者具有优势互补性，一旦有机结合，对企业发展就非常有利。” 中大集团总裁助理邵雨补充说。

　　“在实际领导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习西方领导的科学性，同时将中国式领导的艺术性结合起来，切不可只强调艺术性，因为失去科学性的艺术性领导将导致随意性。” 大连振邦集团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慈焕玉在接受《经理人》采访时说。

　　领导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既需要中国元素，也需要他国养分。正如国内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关键要把握好中国式领导的核心——“中国理念，西方标准”。

　　附文：

　　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大管理包括领导，小管理则不包括，但两者概念又不同。管理主要在于计划、组织和控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并把事情做对，以建立企业秩序；领导主要是确定方向与愿景、协调关系和激励员工，并做对的事情，以打破陈规而着力变革。

　　领导是艺术，管理是技能，但两者没有优劣之分，也不能相互取代。企业处于不同发展时期和不同行业，领导和管理各有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