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批判后记：新公有制与世界管理革命大同

　　张羿

　　在构筑中国当代管理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世界管理革命的总体趋势。这一趋势是与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紧密相连的。本质上，我们处于“第二次现代化”即后工业、后现代的大变革时期。因此，从后现代视角进行管理理论的构筑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后现代管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世界的管理革命浪潮，它的影响目前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实践，而不是后现代管理理论本身。不论是微软、戴尔的崛起还是联想、万科的成功，都不同程度上见证了后现代管理模式的巨大威力。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后现代管理理论相对于管理实践的滞后，而不说明后现代管理理论本身有任何问题。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一些领先的管理理论或思想，都是后现代管理的不同形态。如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哈默和钱辟的企业再造理论以及汤姆·彼得斯的管理思想等。因为这些管理理论都是建立在对现代工业经济时代管理法则颠覆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后现代管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管理革命的主流。

　　在全球性的后现代管理革命浪潮下，任何以国家、民族文化为独一根基的管理理论都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后现代管理革命意味着全球管理的大同。这是我们反对中国式管理的最根本原因。

　　一、新公有制：后现代管理革命核心

　　1、知本主义与西方新公有制革命

　　在知识经济浪潮下，建立在传统资本主义两权分离下的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彻底崩溃。而西方经济界与管理界对这一重大现象的研究和总结却严重滞后。也就是说，后现代管理理论还处于开创阶段，对它的评价应该着眼于世界领先企业的实践，而不是现有的一些不完善的思想言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领先企业的实践表明，以员工持股制为特征的产权革命，已经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定义。知识资本的崛起以及在经济中的主流地位，决定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已经走向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以微软等知识型企业的员工持股制，和以蒙德拉贡合作社的股份合作制为代表的新公有制，即劳动雇佣资本模式。

　　2、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新公有制革命

　　无独有偶，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出新公有制的勃勃生机。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处于相对落后地区的乡镇企业，都表现出向新公有制迈进的历史趋势。甚至于，在中国乡镇企业的变革中，以新公有制为特征的后现代企业制度表现得还异常突出。以南街村、华西村等为代表的中国乡镇企业变革，尽管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向新公有制的逐步迈进却是它们共同的变革趋势。

　　这是世界管理革命大潮的反映，也是中国民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社会公平的反映。这一对和谐企业、和谐社会的追求，正跨越地域和文化差异，促使中国企业向以新公有制为基础的后现代管理大步迈进。

　　3、新公有制：后现代管理革命核心

　　以新公有制为基础的后现代管理革命，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我超越，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在资本主义的自我超越与社会主义的全新发展中，我们看到当今人类的两种主要经济和社会制度，在21世纪有可能走向目标与路径的全面大同。

　　这正是以新公有制为基础的后现代管理革命的重大价值。通过后现代管理，知本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之间将有可能架起一座前所未有的桥梁。这不仅是一次全球企业管理革命，也将对消除两种社会制度的隔阂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二、后现代管理的目标

　　1、现代管理的目标

　　尽管现代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在经营者手中，但本质上，现代公司的管理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与中国式管理的目标“安人”，是对立的两极。

　　最早对“现代公司受股东控制”的观点提出挑战的是伯利与米恩斯（1932年），他们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公司规模的扩大。威廉姆森指出，现代企业的巨大规模往往导致所有权的分散，由此可以认为：实际上是经营者在控制着公司。

　　然而，威廉姆森仍然是标准的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卫道士。他的公司治理理论是建立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其本质是阐述如何捍卫股东利益的理论。这就决定了威廉姆森理论视界中的现代公司治理无论如何关注雇员、经营者及其他相关利益集团，其宗旨却还是以公司资产所有者--即股东的权益为主体。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内理论研究者，包括中国式管理的倡导者，都对“西方管理”的目标大加鞭挞的原因。

　　2、后现代管理的双重目标

　　事实上，即使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西方管理的目标也不仅仅是股东权益。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指出：

　　“根据美国社会的传统特征，它的政治哲学从不认为社会机构仅仅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社会的意义超出了它本身；社会机构也决非权宜之计，无关个人的道德目标。”

　　“但是仅仅符合社会的道德目标，还不足以成为社会的代表性机构。代表性机构的运行必须保证实现社会承诺和社会信仰。……要增强公司实力，提高公司效率，就必须保证实现社会的基本信仰和承诺。”

　　“大型公司要成为美国社会的代表性机构，就必须实现美国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至少要达到最低要求。它必须让个人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行为权利和公平均等的机会。”

　　但不无残缺的是，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代管理体系下，西方管理并不能真正实现德鲁克所提出的社会承诺和道德目标。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管理的目标并不能代表西方管理的目标。我们不能只根据已经落伍的现代管理理论来评价西方管理，而对西方企业的革命性实践视而不见。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管理革命，西方的民主文化已经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全面迈进。以新公有制为基础的后现代管理，颠覆了现代管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体系。

　　建立在新公有制基础上的后现代管理的目标，是“经济-文化”的双重目标。后现代管理不仅追求企业的效益、社会责任、还追求生命的健康丰盛，后现代管理的目标是最高阶段的管理目标。尤为关键的是，后现代管理在设定这一目标的同时，还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科学方法与路径。

　　三、后现代管理的方法

　　1、后现代哲学的主体观

　　从德国古典哲学起，主体性问题一直在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的主体概念，由洛克的感觉论而起，由笛卡儿的理性论而奠定，经康德而丰富与深化，并最终在黑格尔、费希特的理论里得以完善。

　　主体是现代主义的核心概念，它建立在主客二分化的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它不仅导致了现代的技术与经济成就，也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现代主义的主体性，是一个已经落伍的概念。

　　美国学者弗·多尔迈认为：“主体性观念已在丧失着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

　　而后现代哲学在颠覆主体概念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消解它。后现代哲学只是消解了二元论基础上的主客二分化的主体观，而没有消解主体本身。正如德里达消解理性，只是消解绝对理性，而仍然保留相对理性一样。

　　而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是后现代哲学对主体概念的建设性发展。“主体间性”是目前为止对主体性的最新反思、重建与最高发展。主体间性概念由胡塞尔创始，由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得以发展。

　　主体间性也称交互主体性，它颠覆了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的现代主义主体概念，它不是把个体与他者看做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看做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关系。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对话、交往，意味着主体间权利的平等、尊重、互善和多元的价值依存，实现的是对等的生存法则。主体间性正是以员工持股为特征的后现代管理新公有制的哲学基础。

　　主体间性不是把自我看作孤立的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因此，主体间性意味着对个人主义的超越。如果主体性意味着个体性，那么，主体间性就意味着群体性。主体间性既包含社会性，也包含个体性。

　　后现代哲学的主体间性与中国式管理的交互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中国式管理的交互主义，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之上的，而中国传统哲学缺少明晰的主体概念。中国式管理的交互主义受到血缘、地缘等因素的制约，而主体间性则超越血缘、地缘的限制。因此，主体间性更有利于打造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世界级公司。

　　2、后现代管理的“人性假设”

　　事实上，一切人性假设都是抽象的，目前出现的一切人性假设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性不需要“假设”，人性原本就是与神性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定要指出后现代管理的“人性假设”，只有卡西尔的“符号人”即“文化人”假设才最为贴近。

　　“文化人”不仅是工作的主体，还是创造的主体、情感的主体、道德的主体、信仰的主体。在“文化人”之间，主体间性也是最容易实现的。

　　然而，从古到今关于人性的争论，无非是在“善”与“恶”之间。因此，各种关于人性的假设都局限在哲学层面，包括“文化人”假设。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并没有侈谈过人性的善恶，那是后来孟子和荀子挑起的话题。《圣经》启示，人类先祖偷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后就堕落了。也就是说，当人离开上帝，开始分辨善恶的时候，人无论做善事还是做恶事，都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而人的本性虽然原本是神性的彰显，是至善的，但已经被败坏。也就是说，人是善是恶取决于人与神性之间的关系，如果恢复了与神性的关系，人就是善的；反之，如果没有恢复与神性之间的关系，则人类无论是行善还是行恶，都是堕落的。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在“文化人”假设的基础上，再加进一个元素-罪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后现代管理的人性观确定而不是假设为“文化-罪性人”。

　　“文化-罪性人”表明，人不仅是充满智慧和道德的创造者，还是自私自利和充满堕落性情的破坏者。这就意味着管理者不仅要释放人的创造力，还要通过对人的自私、罪性的防范与洗涤，使人达到人格上的丰满与至善，从而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企业。

　　对人性的此种认识，是之前的后现代管理也未能达到的。但作为一种处于创建阶段的管理理论，我们有责任为其增添新的光彩。对后现代管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并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

　　3、主体间性与后现代管理的基本法则

　　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是后现代哲学的历史性创新。主体间性意味着，对于后现代管理而言，主客体关系将为主体间关系所取代。

　　在后现代管理看来，人人皆为创造之主体，因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这意味着自我管理将成为后现代管理的基本法则。而由于主体间性的存在，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领导者的彻底放手，也不意味着团队合作的丧失。因为，主体间性表明主体与主体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互动不是简单的主体对客体的指挥与控制模式，而是管理者根据被管理者的不同状态，分别采取指示、教导、劝说、解释、参与、授权等不同领导行为的主体间互动模式。

　　同时，由于主体间性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群体的一部分，因此，自我管理还是一种高度重视团队精神的管理模式。主体间性所实现的集体主义与中国式管理抹杀个体价值的集体主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四、后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路径

　　1、为后现代理论正名

　　（1）早期后现代理论的两极

　　对后现代理论的片面理解与诟病，在中国由来已久。最常见的说法是，后现代理论只批判和破坏，没有建设性。这是对后现代理论的严重曲解。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早期后现代话语中，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后现代话语源头：消极后现代话语和积极后现代话语。前者以汤因比、米尔斯、贝尔、博德里拉等人为代表，后者以德鲁克、埃茨奥尼、桑塔格、哈桑、费德勒、费雷等人为代表。

　　消极后现代话语反映了人们对现代世界的悲观情绪，和在意识到西方文明危机之后的历史断裂感。这种消极后现代思想波及文化，便产生了后现代文学、音乐及美术，并且如昙花一现般很快被人们遗忘了。积极后现代话语则认为新的后现代进程将使人类有可能同陈旧的过去彻底决裂。积极后现代话语又可分为社会话语和文化话语两翼，它相信资本主义可以克服自身的危机，克服现代性，走向更完美更高级的阶段。

　　（2）建设性后现代理论

　　20世纪90年代建设性后现代理论的出现，使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多数中国学者对后现代理论的理解仍停留在它的早期阶段。

　　以位于圣巴巴拉的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教授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既是后现代理论自我发展的结果，也是新的社会状况的产物。它试图超越早期后现代话语长于破坏、短于建设的弊端，以求对社会实践产生真正的推动作用。

　　而即使在大卫·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理论出现之前，后现代话语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建设性向度，只不过是隐藏在其否定性面孔之下罢了。王治河先生曾经在其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后现代精神》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对后现代理论的建设性向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后现代话语的建设性向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后现代理论最推重的活动是创造性的活动，最推重的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的人。后现代思想家还试图还创造性与民，通过阐发创造乃是人的“天性”来激发普通民众的创造热情。这无疑浸透着全新的主体观。

　　其二，后现代理论倡导对多元思维风格的鼓励。正是由于后现代思想家对“平等”和“多元”概念的认同，才决定了他们对“对话”的推重。真正的对话总是蕴涵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也就是主体间性。

　　其三，后现代理论倡导对世界的关心爱护。与现代性视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为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相反，后现代性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同持二元论的现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不同，后现代人信奉有机论；后现代具有一种新的时间观，它倡导对过去、对未来的关心，倡导恢复生活的意义和使人们回到团体中。这一切，仍然是主体间性的体现。

　　建设性后现代理论是后现代话语发展的必然结果。后现代理论由否定走向肯定，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因为早期后现代话语之长于否定，并非后现代理论家本身的嗜好，而是由于他们虽然看到了现代性的弊端却一时未能找到可替代现代理论的新理论。

　　（3）后现代理论的发展性

　　大卫·格里芬等人将建设性后现代理论，扩展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后现代理论真正成为了一门大众哲学。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后现代社会，一场真正的后现代革命实际上才刚刚拉开帷幕。因此，任何对后现代理论盖棺论定的做法都是急噪的、违背事实的。

　　后现代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重新重视信仰的价值。事实上，历史发展到21世纪，单纯依靠哲学已经无力完成价值重建的使命。千百年来，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的构筑，已经是尽善尽美了。但是实现这些伟大的理想，却非哲学的力量可及。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信仰的价值，以信仰来成全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

　　真正的信仰与主体性并不对立，与主体性对立的是信仰的堕落-即中世纪宗教专制所带来的对人性的扼杀。《圣经》启示，上帝造人时本来就给了人一个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就是人的主体性。但离开上帝的主体性是灾难性的，这就是人类原罪产生的根源。伊甸园中的夏娃在自由意志-主体性的驱使下，受到魔鬼的引诱而偷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从此自由意志-主体性就把人类带进堕落的光景之中。

　　离开了信仰，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就会成为乌托邦。所以，对主体性问题的简单化理解，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任何出路。而在基督教信仰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单独存在，而是同一个宇宙身体上的肢体。基督教信仰无疑支持后现代主体间性，而不是现代主体性。

　　2、超越中西的文化取向

　　事实上管理理论是无所谓中西之分的。几何学源出于希腊（或埃及），没有理由说几何学是希学或埃学。代数学源出于阿拉伯，也没有理由说代数学是阿学。

　　百年前中学与西学之争的那一幕，到了“五四”就已经终结了。现在再为全盘西化或保存国粹而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与中国式管理的国粹论完全不同的是，后现代管理无疑是超越中西的新文化盛宴。就中国后现代管理理论的构筑来说，我们既要充分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要理性吸收西方的人本主义传统和另一个原本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基督教信仰传统。

　　我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二十六--《儒学对话基督信仰-中国管理的超越之路》一文以及其他系列文章，充分表明我个人的后现代管理理论构筑，完全跳脱了中西文化之争。

　　3、返魅的理性-信仰思维

　　如果说现代科学是一种祛魅的科学，那么，后现代科学则是一种返魅的科学。现代科学的祛魅源于自然的祛魅。所谓“自然的祛魅”，意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

　　祛魅的现代科学导致了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与此相对，返魅的后现代科学倡导一种有机论的世界观。这种后现代有机论的主要倡导者是科学家出身的哲学家怀特海。后现代有机论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在这种有机论中，科学和世界都开始返魅，整个宇宙作为一个生命整体而出现。这样，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紧张和对立的关系。

　　建立在返魅思想基础上的后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秉持的是一种理性-信仰思维。这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性主义的哲学思维，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加进了超理性的信仰的成分。理性-信仰思维不是对理性的拒斥，而是对理性的成全。被信仰浸润的理性，将真正充满智慧的光芒。

　　五、后现代管理理论的突破性和重大价值

　　1、以新公有制为基础的管理范式革命

　　以两权合一为特征的新公有制革命，是一种世界性浪潮。在美国硅谷，80%以上的高科技企业已经采取了这一模式。两权合一的后现代企业产权模式，无非是知识经济背景下，员工主体意识增强的结果。它代表着知识社会的社会公平精神，在西方，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而在中国，则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公平的有力手段。

　　在新公有制的基础上，后现代管理的范式革命是全面的、彻底的，是治理模式、组织模式、文化模式等全面的变革。两权合一的后现代企业新公有制，将彻底颠覆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在后现代企业产权模式下，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被打破了。由于经理人同时又是所有者，因此，已经改变了代理者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实际上是处于自我监督、自我治理的状态。同时，后现代企业往往将利益相关者也纳入公司治理的阵营，因此，治理模式更加完善。

　　在组织模式方面，由实体一体化到虚拟一体化，由金字塔式组织到扁平化组织的革命，都是后现代管理组织革命的核心部分。在文化模式方面，颠覆现代主体性，意味着后现代企业文化将建立在对人本主义超越的基础之上。这无疑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

　　2、世界管理大同与后现代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

　　尽管新公有制已经成为全球管理变革的历史大势，但是实现以新公有制为基础的后现代管理革命，以及保证新公有制的健康持续发展，则任重而道远，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需要东方与西方的和平对话。在此过程中，后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与总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只有构筑了完善的后现代管理理论，以新公有制为核心的世界管理革命大同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才可能实现。

　　后现代管理本质上是世界优秀公司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而进行的管理变革。后现代管理理论本身就是优胜劣汰的产物，是现代管理已无法适应现实的情况下，所涌现出的新的富有活力的管理模式。

　　因此，整合后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后现代管理科学体系的构筑将成为世界管理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后现代管理理论是当今最具突破性的全球管理革命的总结与集大成。它的历史性影响已经在全球领先企业的实践中得以彰显，它未来更大的影响则取决于理论建构的进一步完善。后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使命不是批判，而是真正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