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批判二十六：中国管理的超越之路

　　张羿

　　对于中国管理的建构来说，重要的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地解读传统，以及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问题。

　　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所创造的新文化并不是“新柏拉图主义”一样，中华文明的复兴也绝不可能通过“新儒学”来得以实现。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新文明是否真正能够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刻意保留某种苍白的符号。

　　儒学与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

　　中国式管理的根本困境是既没有正确地解读传统文化，也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任何创新，而是把传统文化原封不动拿到后现代中国。这种努力无疑既辛苦又缺少实际的功用。

　　事实上，中国式管理忽略了中华文化黄金时代的精髓部分，而把白银时代的中华文化当作了最高真理。所谓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是指尧舜禹之先贤时期；而中华文化的白银时代，乃是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时期。

　　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源头。换句话说，孔子并非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思想是由《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乐经》等六经而来。而六经除《春秋》不能确定外，其它都可以确定不是孔子本人的作品。六经成书于何时，由何人所作，虽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内容及观念，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了。

　　在孔子之前，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私人著作出现。所有的著作都是集体创作，它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因此，作为儒家思想源头的《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等，均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根源。而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史表明，上古时代的文明都是各民族文明的黄金时代。

　　事实上，孔子只是做了对中国上古文化进行整理的工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表明孔子思想都传承自上古之先贤时代，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中华民族先贤思想的记录。

　　而根据《诗经》和《尚书》的记载，中华民族相信主宰之天的存在。这是中华文化之根，也是儒家思想之根。冯友兰指出：“《诗》、《书》、《左传》、《国语》中，言天、帝之处甚多，多指有人格的上帝。”（冯友兰《中国哲学史》55页）而吴康更明白地指出：“诗书中所云天、或帝、或上帝，皆人格化之最高主宰，乃宗教之上天，同于西方基督教或犹太教之上帝（神）也。”（吴康《诸子学概要》3页）

　　在对主宰之天即上帝的信仰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又非常注重道德，以忠君、孝亲为核心。除了孝在世之亲外，更要去祭去世之祖。所以忠君必须孝亲，而孝亲又非祭祖不可，这就是中国历史中的道统。孙中山曾经指出，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乃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不仅孔孟以前的中国人有坚定的信仰，甚至孔孟本身也信仰上帝。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因此他相信主宰之天，而且相信主宰之天是非常注重道德的。因此，孔子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书经?蔡仲之命》）。

　　孟子亦相信主宰之天既有道德又有意志、感情与行动。所以要“仰不愧于天”（《孟子?尽心上》），“若夫成功，则天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更承认此主宰之天，乃天地万物与人类之创造者。因此，他说：“天之生物也。”（《孟子?滕文公上》）又说：“天之生此民也。”（《孟子?万章上》）。

　　孔孟虽信仰主宰之天，但却很少向他人言及。儒家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世俗的学问和道德上。因为，孔子是严谨务实的人，他一生最特长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虽然相信主宰之天，但对于生死之道，一无所知，只好避而不谈了。其次，孔子对现实政治的兴趣，较之对天道问题更大。孟子紧随孔子之后，“述仲尼之意”，则自然少言天道了。

　　事实上，孔子最推崇的人物是尧帝，他的伟大不在于权力，乃在于认识上天之道，从而具有无人可及的高尚道德。孔子曾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意思是，巍巍之上天，诚然是伟大与浩大，以至深不可测。然而举世却只有尧帝一人，能够通晓上天之道。

　　事实上，尧舜禹作为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明君，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国家的和谐治理与政权的和平过渡，与他们的世界观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分析中国式管理的世界观的原因。

　　分析世界观并不是唯心主义，这恰恰是当今中国管理所有困境的源头。不同的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管理。中华民族先贤时代能够实现国家的和谐治理与政权的平稳过渡，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敬畏主宰之天，具有坚定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天（上帝）是生命之源，亦为万物之主宰，因此敬天乃自然人性之举。但是秦始皇之后的中国，主宰之天为天子所取代，祭天之权又为天子所独占，一般平民百姓便转而祭祖，以祭祖代替祭天。中国人对主宰之天的信仰便异化为敬拜祖先了。

　　而秦始皇及其之后的中国封建帝王之所以施行专制甚至暴政，而且很难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乃是由于他们虽然称自己为“天子”，但实则悖逆上天，尊自己为大。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周代之前是有神论时期，春秋战国是有神论到泛神论过渡时期，唐宋是泛神论转变为无神论的时期，而到了明代的王阳明，无神论的观念已经基本形成了。之后，虽然中国人仍口称上天，但实际上主宰之天已经被转化为自然之天，上天与人已经没有实质的关系，人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正如《圣经》所言，若无异象，民就放肆。

　　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的血缘关系

　　无数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先贤时代不仅信仰主宰之天，而且还与犹太人所信仰的上帝是同一位。考古学和天文学的发现，证实了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比如，1928年龙山文化的发现，就证实了龙山文化时期与《圣经》中的巴别塔时期以后，万国散居在地上的时间吻合，即公元前约2600年左右。龙山文化证明了当时的中国文化不仅十分先进，社会分等级制度，有先进的建筑群落，最关键的是与希伯莱人一样遵照复杂的程序虔诚地履行敬拜上帝的仪式。

　　关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早有《圣经》学者及中国文化研究者指出。而唐尧先生的《先贤之信》一书，则通过大量丰富确凿的史实，进行了较完整、翔实的阐释。

　　唐尧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圣经》创世记11章所记载的，在巴别塔时代，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之后，万国被驱散，其中有一支就是远古的中国人。

　　唐尧先生从7个方面证实了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

　　第一，中国古代汉字的构成，证明了中国先人对《圣经》中所记载的早期人类事件具有普遍的认知。中国汉字，因其长远的历史及原形的可究性，可以证实希伯莱民族的历史。这就是希伯莱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互相佐证的共同性。限于篇幅，我们仅举几例，来说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

　　比如，汉字中的“福”字意思是“祝福”或“幸福”。这个字左边的偏旁表示“上帝”或“神灵”的意思，而右边按照象形字的写法，右上方是一坛酒，下面是一双手，表示敬拜的意思。“福”字表明中国古人认识到：敬拜爱人类的上帝，与他和谐共处，才是真正的福。如果人类不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汉字中的“社”字，左边的偏旁表示上帝，合起来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社会”原意是“社日举办的集会”。“社”字说明，上帝是古代中国人社团的中心，是因为共同敬拜上帝使这些社团凝聚并延续下来。中国古人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上帝才是社团的核心，只有以上帝为核心的社团才能领受他的祝福。

　　汉字中的“禁”字，上面有两棵树，下面的“示”字是“启示”的意思。上面的“林”字表示伊甸园中的两棵树，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这是上帝第一次启示人类的先祖亚当，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也是上帝第一次禁止人类做某件事。汉字“禁”所表示的意义与《圣经》中的启示完全一致。

　　汉字中的“婪”字，意思是“贪婪”或“渴求被禁止的东西”。这个字由上面的“林”和下面的“女”字组成，“林”同样指伊甸园中的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女”就是站在树前的夏娃。因为贪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罪—“贪婪”罪。中国古人选择“女”而不是“男”来造“婪”字，说明他们知道人类始祖第一次悖逆上帝将罪引入世界的故事。

　　汉字中的“裸”字，是指人吃了禁果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裸体的，因此需要衣服遮蔽。只有《圣经》创世记中伊甸园事件的记载可以解释汉字“裸”字的来历。

　　汉字中的“船”字更与《圣经》有着惊人的关系。“船”的意思是大的舟。表示大舟的“船”字，确切地印证了《圣经》中所记载的大洪水的故事。这个字由三部分组成：左边是一个“舟”字；右上角是一个“八”字，右下角是一个“口”字。“口”也是“人”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舟里有八个人”。根据《圣经》的记载：挪亚顺从上帝的旨意建造了方舟，一家八口——挪亚、挪亚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在方舟里躲过了大洪水，生存了下来。当中国古人要找一个字表示大舟时，就想到了挪亚方舟。那是人类历史上所建造的第一只大船。

　　与《圣经》相关的汉字还有很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第二，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创造主上帝的品性，与《圣经》中表明的上帝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肉眼看不见，但却有生命。从超自然的角度讲，上帝是自有永有、永恒不变的；从理智讲，上帝是全知全智的；从道义上讲，上帝是公义的，他反对邪恶，满有怜悯；从情感上讲，上帝是慈爱、宽容和忍耐的；从关系上讲，上帝积极参与人类事务，引领人并使人与他和好；上帝是无限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在中国人几千年的记载中，对上帝的描述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具有相同的属性。甲骨文卜辞和其他考古发掘，可以追溯到商朝武丁王统治时期，大概相当于《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中的约书亚时代。考古发掘证明，商朝人一开始就对上帝有着十分精确的理解。他们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并对人类世界拥有最终的主权。周朝如商朝一样，确信造物主的存在以及与人的切身关系，并敬拜这位独一无二的宇宙创造者。

　　中国古代用三个名词来描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帝、天。虽然“天”和“上帝”是不同的词，但他们指的是同一位造物主。汉朝学者郑玄在《史记》注解中指出：“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而在《圣经》中，亦有多处用“天”来表示上帝。

　　据汉学家麦都思考证，在中国古籍中，上帝被提到175次。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与犹太人的上帝一样，是超越、无限、公义、荣耀、尊严、有统治权的。

　　而另一位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权威人士理雅各与麦都思的结论是相同的。理雅各在1852年指出，“中国人与其他落后民族有两点显著的不同：他们所描述的上帝始终是一致的；他们从来没有举出另一位与上帝相似的神。中国人认为上帝一直是这样一位造物主和全能的主宰，是圣洁的、公义的和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位‘与他相当或仅次于他的’，他是独一无二的。”

　　古代中国人所描述的上帝，与希伯莱《圣经》中的上帝具有共同的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就自然属性而言，上帝是自主、永恒、永不改变、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限的；就道德属性来说，上帝是爱、是神圣的、是有恩典的、信实的、良善的、慈悲怜悯的、是公正和公义的、是智慧的。

　　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不仅忘记了上帝，还把他当作外国人的神。中国人从有神论到泛神论到无神论，至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崩溃和精神危机。然而，这改变不了上帝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崇高地位，改变不了中国人与上帝的切身关系。上帝依如既往地爱着中国人，并祝福着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在上帝的祝福之下。

　　第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直到最后一代的清朝皇帝，仍旧在天坛祭祀上天，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献祭体系，与《圣经》中所教导的献祭意义相同。

　　北京天坛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是一直持续了4000年的中国最古老的敬拜上帝仪式的有形遗产。天坛即“上天的坛”，天是指上天，而坛是指丘坛。天坛并不是上帝的“庙”，这是天坛与寺庙的重要区别。天坛是专门用来敬拜上帝的。中国人深知上帝是无限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上帝供奉在庙宇里。被供奉在庙宇里的神都是假神。中国人对上帝的理解与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理解完全一致。《圣经》中上帝多次告戒他的子民，他是无限的，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要为他造任何形式的像。根据《圣经》的启示，敬拜偶像是邪恶的。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天坛里面的敬拜程序与设置，与《圣经》里的描述如出一辙。

　　第四，从16至19世纪，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样证明：中国古人所敬拜的上帝与《圣经》中的上帝极其相似。这些学者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巨匠。他们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理雅各等。

　　第五，中华民族与希伯莱民族之间对真理的理解，尤其是人与创造主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上帝将他的真理普遍地启示给了世界各民族，其中当然包括中华民族。

　　在上古时代，中国还有另一个名字：神州。这一名字的字面意思是神的国家或神圣的国家。与神州一词紧密相关的是天命的理念。上天赋予的权利是帝王统治合理化的依据。天命的理念对于中华民族至关重要，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只有上帝选定的人才能登基为王。上帝直接授予某个皇帝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力是从上帝而来。这就是“天命”的意思。所以，皇帝下圣旨，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因此，由上帝选定的皇帝被称为“天子”。这一称呼并非为了神化皇帝，尽管天子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这种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帝王的品行决定了他是否能够蒙上帝的保守。如果帝王道德败坏、施行暴政，人民就有理由认为他失去了统治的权利。所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打的旗号都是“替天行道”。

　　第六，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明白他们是向一位公义而至高的上帝负责，通过服侍人民来服侍上帝，以敬虔的方法来遵行天道，自觉地通过良善和谦卑来治理国家，这就是中国从百姓到帝王都追求的“仁政”。

　　第七，中国古籍里保存了一些重大星象的记录，与《圣经》中主要的星象事件是相互印证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星象记录相互确认、支持，证明两个民族的记录是可靠和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远古的记录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天象的时间，还包含了对这些天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圣经》所阐明的意图惊人地一致。

　　由于《圣经》启示，一切占卜、问卦都是迷信、邪恶行为，因此，我们在这里谈论星象也与占星术无关。占星术认为星星及它们的运转在左右地上事件的发生，但《圣经》启示我们，是上帝用星宿来显明他干预人类历史的信息。中国对此有同样的理解。《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可以通晓四季变化的规律；观察人间伦理常道的秩序，可以发现教化天下的真理。

　　比如，《圣经》中所记载的启示耶稣基督降生的天象，在中国古籍中有同样的记载，且有与《圣经》事件同样的解释。

　　关于耶稣降生时的东方之星，《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新约?马太福音》二章1-2节）

　　而在耶稣基督降生前后，汉孝哀帝建平二年，中国天文学家也观察并记录了几个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

　　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曰。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远。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汉书?天文志》）

　　上面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第二年的第二个月，彗星出牵牛70余日。据说，彗星的出现意味着新的要代替旧的。牵牛，太阳，月亮和其它五星在运动，意味着新纪元的开始，新的一年，新的月份，新的一天。彗星出来理所当然象征着变化。彗星出现得久表明事关重大。

　　再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日所发生的天象，在中国古籍里也有同样的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之时，大约33或34岁。《圣经》是这样记载耶稣受难时的天象的：

　　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三章44-46节）

　　耶稣在断气之前，日蚀持续了3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3点。中国人也记载了这一重大的日蚀现象，而且与《圣经》上记录的时间相同。

　　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哉。其上书者。不得言圣。（《后汉书?第一卷》）

　　翻译出来就是：该月的最后一天癸亥日，有日蚀发生。皇帝避开正殿，停止了一切军事活动，五天不理国事。他又作了正式声明，说：“我品德不好，引致这样的灾难，甚至太阳和月亮都被遮蔽了。我甚恐惧战惊。还有什么话说呢？”……凡上奏的人，不许提‘圣’字。”

　　这是记载在《后汉书》中的日蚀和月蚀现象。这里的癸亥日是指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第七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公元31年，是描述星象事件后大约34年。当时东汉的首都在洛阳，在耶路撒冷的东部，时差为5个小时。假如这一天象出现在耶路撒冷是中午到下午3点，那么在洛阳，就是下午5点到8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既看到了日蚀又看到了月蚀。

　　日蚀本属普通的天文现象，但此次发生在特殊日子的、持续长时间的天文现象，引起了光武帝强烈的反应。光武帝承认自己有罪，并宣称他的罪由自己承担。这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他禁止大臣在此期间谈论神灵，他还知道所有人的罪应当由一个人承担。这正是耶稣受难的意义所在。

　　更为奇特的是，在《后汉书》的一处注释中，一位叫潜潭巴的注释者说：“癸亥日蚀。天人崩。”（《后汉书?志第十八》）来自天上的人子死了！这是对耶稣受难的最真切描述。中国人对耶稣被钉时的天象有如此强烈的反映和如此贴切的解释，正是上帝对全世界彰显他神圣启示的有力证明，也是华夏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具有内在血缘关系的另一明证。

　　重新认识基督信仰

　　我们之所以探究中华文化的真正根源，及其与希伯莱文明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为了正确解读中华文化。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传统文化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中华文化之复兴的。

　　而由于中华文化与希伯莱文明之内在血缘关系，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认识基督信仰。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对基督教有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把基督教当作“洋教”，把上帝当作西方人的上帝。而事实上，基督教不仅不是“洋教”，更不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基督教贯彻于西方文化之中，但同时又超越于西方文化之上。

　　从地理位置来说，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基督教的发源地以色列国位于亚洲西部，北与黎巴嫩交界，东北部与叙利亚接壤，东面是约旦，西濒地中海，南连亚喀巴湾，是亚、非、欧三大洲结合处。

　　基督教发源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奇妙的。这正是基督信仰超越东西方的象征。而如果一定要区分东西方，从地理位置来说，基督教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方，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亚洲。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基督教是东方文化。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悖基督信仰之普世精神的。但这一事实，至少应该有助于使我们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错误观念。

　　因此，虽然基督教在历史上领先一步为西方文化所吸收，但这不等于说就是西方文化。事实上，基督教一直向全世界扩展，根本无所谓西方或东方。《圣经》中的上帝不只是西方人的上帝，而是全人类的上帝。所以，信仰上帝，只是人听神的话，而不是东方人听西方人的话，更不是中国人听外国人的话。东方人、西方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基督信仰是普世的信仰。并不是多了一个基督信仰者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仍然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而由于秉持东西方文化差异论，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基督教看作是西方文化加以排斥。虽然基督教从唐代就传入中国，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强烈排斥却源于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主义。我们通常认为基督教是与西方武装侵略同道的文化侵略。然而，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历史冤案。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就取消了政教合一的制度，西方传教士虽然是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同时来到中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但是长期封闭下的近代中国人很容易就把两者混淆了。这导致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也使得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未能在中国及早扎根。

　　基督信仰代表着一种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普世精神。基督信仰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普天之下皆为上帝的子民，普天之下皆为兄弟。而其核心的十字架精神的本质，乃是否认己、尊重他人、团结互助、洗净内心罪恶……。从某种角度而言，基督教是超越文化的，因此它才从精神实质上既不单独属于西方、也不单独属于东方，而是为人类共同拥有。

　　上帝具有独一无二的超越性，他是宇宙与人类的创造者，乃万国之王，万民之父，并没有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之别。

　　另外，从基督信仰所倡导的核心精神来看，基督信仰不仅不是西方文化，反而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现代西方社会所流行的过度自由主义、性解放、同性恋、婚外恋、道德败坏、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基督信仰明确反对的堕落和邪恶行为。从现代西方文化的这些消极面来说，西方文化远不如中国古代文化更接近基督信仰精神。

　　儒学与基督信仰的相通性

　　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内在血缘关系，使我们确信，在历经数千年沧桑历史之后，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完全有可能再度融合。这种融合不过是亲人之间的久别重逢，因此，并不存在根本的障碍。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异质文化”。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虽然具有很多差异性，但信仰却是它们共同的结构。

　　而发掘儒学的伟大价值并不等于要复兴儒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应该是一次文明的重生。

　　事实上，也许从来没有两个伟大文明之间，象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一样能够具有如此多的共同属性。以往我们都把中国文化看成了西方文明的对立面，而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之间的血缘关系，使中西文化的对立成为一个虚假的故事。中西文化具有共同的信仰渊源，这说明中西文明具有共同的深层结构。

　　儒学与基督信仰之间的相通性，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第一，对上帝的敬仰。孔子传承中华先贤思想，深信主宰之天的存在。“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可见孔子是经常向上帝祷告的。而儒家不仅敬仰主宰之天，很多认识也与基督信仰完全相同。如孟子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孟子?离娄下》），这与《马太福音》九章13节耶稣所说的“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是何等相似！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在中国文字中，天有五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而孟子所言之天，毫无疑问乃主宰之天，与基督教的上帝同义。

　　第二，对爱的追求。儒家以“仁”为最高道德，基督信仰以“爱”为核心。“仁”与“爱”，都是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儒家与基督信仰拥有共同的目标。

　　第三，天下大同理想。这是儒家与基督信仰的共同追求。基督信仰以上帝为主，更以上帝为父。普天下的众民皆有一个天父之神圣生命的元素，因此都是同胞兄弟。这就是基督信仰所追求的天下大同。

　　而以天为上帝代名词，又以天为父，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早有记载。“乾，天也，故称呼父。”（《易?乾卦》）同样，中国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说法。

　　第四，“以和为贵”精神。中国人都知道这是儒家精神，却不知道这也是基督信仰的精神。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使中国人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侵略性、攻击性的文化。岂不知，由于基督信仰的缘故，西方文化也有温和的一面。耶稣在受难前亲自为门徒洗脚，并且嘱咐门徒要彼此洗脚，这是何等的温柔？“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美善”，这是一首《圣经》诗歌的歌词。

　　第五，性善论。儒家思想以孟子性善论为主流，但也承认人已失去其本心，迷失本性，因此主张收其放心，复其本性，这与基督信仰之启示完全相同。《圣经》启示，人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而上帝是良善的化身，因此，人的本性是良善的。由于偷吃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人背离上帝，带进罪性。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人的堕落而离弃人，反而借着自己的儿子为全人类流血，使人类可以重新与他和好，从而复归其本性。

　　第六，天人合一理想。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一，敬天、畏天、法天、效天。这同样是基督信仰的追求。《圣经》预言耶酥基督降生时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新约?马太福音》一章14节）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事实上，整本《圣经》的核心启示乃是，上帝道成肉身，使信他的人也可以肉身成道，达到神性与人性的合并。这无疑是彻底的的天人合一。

　　第七，集体主义。儒家追求和谐的集体主义，而基督信仰的追求也是天下万民拥有同一位上帝的神圣生命，使众人调和成为一。

　　第八，重视伦理和权威。儒家讲究顺从权威、忠孝之道，基督信仰也强调孝敬父母、顺从长辈、顺服掌权者。基督信仰不干涉世俗政治，而是成全世俗政治，为世俗政治服务。在基督信仰看来，主宰不能代替主管，神是主宰者，但人是主管者。所以《圣经》教导人顺服一切掌权者。“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新约?罗马书》十三章1节）

　　第九，重视家庭与婚姻。儒家追求家庭和睦和健康的两性关系，基督信仰更认为背叛丈夫或妻子不仅是背叛人，也是背叛上帝。因此，现代西方社会轻率的两性关系，根本就背离基督信仰。

　　儒学与基督信仰的差异性

　　儒学与基督信仰尽管有诸多共通性，甚至有同源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突出的。否则，就没有儒学与基督信仰对话的必要了。

　　事实上，从道德角度来讲，儒家所追求的道德体系与基督信仰的所启示的道德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但是，基督信仰不仅涵盖了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孝、弟等德目，而且比儒学的道德更为超越，意义更深、层面更高、更为完全。这样讲并非贬低儒家文化，而是本于完全客观公正的态度。因为从本质上讲，基督信仰不是文化，而是超越一切东西方文化的神圣启示。

　　基督信仰与儒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学是人的学说，而基督信仰是神的启示。这是基督信仰与儒学最根本的区别。一般不信基督的人虽然也承认耶稣基督的伟大，但只是把他列为与孔子、苏格拉底、默罕默德等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而事实上，根据《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从天上降下的人类的救主。他的地位与智慧，是任何一个伟人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为全世界20多亿基督徒所公认，其中包括本身就是伟人的众多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等等。象拿破仑、华盛顿、孙中山、爱因斯坦、牛顿等彪炳千古的人类精英，都承认耶稣基督是超越人类的救主，因此，这绝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否定的事实。任何一个伟人都会有缺点，但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缺点。耶稣基督在世时没有读过一天书，按肉体说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他却拥有历史上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智慧。如果有人想证明，全世界的基督徒信耶稣是疯了的话，他根本找不出任何理由。

　　第二，儒家的爱是差等的、有限的，基督的爱是无差等、无限的。儒家的爱是推己及人的“推爱”，是由近及远的，虽然也会超越血缘关系，但往往被局限在血缘范围之内。说儒家的爱是人的爱，是有限的，因为儒家倡导“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而基督的爱是无限的，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上帝，他的爱就不可能有差别。耶稣教导人类要爱敌如友，“只要祝福，不可诅咒。”（《新约?罗马书》十二章14节）这在人看来是不现实的，但在神看来是现实的。任何一个人的儿女和亲属、朋友都是有限的，但普天下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即使犯罪、得罪了他的人也是他的儿女。人不会因为自己的儿女犯罪或得罪自己就不爱他了，而且越是不争气的儿女，越被父母怜爱。上帝对全人类的心情也是一样，越是犯罪、得罪他的人，他越爱。所以，耶稣说，他来不是召义人，而是召罪人。基督信仰超越的博爱，是儒家之爱无法比拟的。墨家的兼爱也无法与上帝的博爱相比。凡出自人的，都无法与出自神的相比。

　　且看《圣经》对爱下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因不义而欢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4-7节）而儒家的爱，要看别人对你怎么样。这样的爱很容易改变、很容易被破坏。现今社会上，连夫妻都很容易相互得罪，说分手就分手。现代人的“洒脱”是因为没有上帝的永恒之爱，“洒脱”的结果是堕落与痛苦。

　　第三，儒学推崇道德，以道德为至高追求，而基督信仰启示，道德不能使人达到至善。这不是否定道德，而是启示实现道德目标的有效途径到底是什么。《圣经》中启示，信仰犹太教的法利赛人是道德最为高尚的一群人，但他们内心却充满了伪善，从而为耶稣所恨恶。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好象粉饰的坟墓，外面显得美观，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三章27-28节）。

　　因为堕落之人的罪性，无法通过道德得到改善。人只有依靠神的生命，代替自己天然的生命，才能胜过罪，而达到真正的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中的“至善”是以人性为依归，而基督信仰则是以神性为依归。儒学是通过道德实现道德之目标，而基督信仰则是通过上帝的神圣生命洗净自己的罪性，从而达到道德目标。基督信仰与儒学的区别，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有本质的不同。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意思是：一旦君王背弃了天道，那么他就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如果他连道德也失去了，他还剩下一点仁慈（同情）来维持治理国家，要是连同情心也没有了，或许还有一些正义感，连正义感也没有了，所谓的礼仪就是个空壳子了。老子虽然不认识上帝，但他对道的理解与《圣经》相当接近。儒家道德之所以未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造就真正的圣人，其原因正如老子以上所说。

　　第四，儒学是“官本位”，“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儒学的官本位思想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士大夫情结，所有读书人的人生目标都是做官，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不适应现代商业社会。

　　而基督信仰不干预政治，人的价值也不只是通过当官来体现。基督信仰通过上帝神圣的生命更新人的天然生命，使人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以，孙中山说，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有如此观点，与他是一个基督徒不无关系。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中国管理价值重建的最佳路径

　　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论儒学与基督信仰的关系，这表面上看与管理无关，实则关系重大。

　　中国当代管理突围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价值重建的问题。而在价值重建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秉持唯中国文化论，纯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突破口；也不能秉持唯西方文化论，纯粹从西方文化中寻找突破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缺陷的，而西方文化亦同样充满残缺。

　　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笔者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评态度，但这不等于说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无论是象中国式管理那样全盘肯定中国文化，还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都是违背科学和实际的。

　　全球化的碰撞产生了混沌文化，中西文化的融合使任何形式的中国式管理都无法自圆其说。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透过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不规则的冲突，去发现它们内在的共同结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儒家的“仁本主义”，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人本主义”。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因为前者重视“爱”但强调等级，而后者重视“自由”并轻视等级。由于儒家文化已经深入中国社会，我们不可能彻底抛弃儒家文化去进行价值重建。

　　而通过对儒家文化根源的探究，我们知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这使得儒家文化与基督信仰之间具有惊人的内在相通性。而到目前为止，基督信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更远远超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样，通过基督信仰，我们实际上找到了联系中西文明的神秘纽带。相对而言，基督信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显明的，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隐蔽的。基督信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类先祖口传信息，也就是通过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血缘关系而实现的。由于之前缺少《圣经》这样文字形式的详细启示，因此，中华文明需要在上古时期与希伯莱文明的纽带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对话基督信仰，来重建实际上被中断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儒学的伟大，是因为它传承了中华先贤的思想精华。而中华先贤的伟大，是由于他们与希伯莱先祖一样信仰主宰之天，并效法天道治理国家。中华先贤的信仰成就了他们高尚的道德，使他们能够真正施行“仁政”。

　　而中华先贤曾经实践过的天道，在孔子时代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孔子才会发出“大道隐没”的旷古呼声。事实上，由于先贤黄金时代的终结，儒家的伟大理想从来没有在孔子及其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真正实现过。

　　而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拯救力量，西方现代文明也将不可避免地滑入没落的深渊。是基督信仰成全了西方文化，使西方社会在充满堕落与败坏的诸多光景中，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的健康运转。

　　基督信仰拯救并成全了西方文化，同样也能够成全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血缘关系，在儒家文化对话基督信仰的过程中，将不会遇到太多的障碍。

　　基督信仰对儒学的成全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博爱成全仁爱

　　儒家的“仁”是高尚的，也是有残缺的。“仁”不仅是差等的，也是推己及人的，受到血缘等因素的限制，而基督信仰无限之爱，不是要废掉儒家的“仁”，乃是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使之完全。

　　事实上，基督信仰博爱精神的注入，将使儒家之“仁”超越其固有的局限性，而焕发新的生命。由于是先贤思想的继承，儒家的“仁”无疑也是上帝神圣启示的结果，只是由于缺少上帝更完全的启示，儒家之“仁”才成为有局限的爱。

　　而通过对话基督信仰获得改造和重生的“仁”，事实上已经不是儒家文化中的“仁”了。重生之后的“仁”实际上已经是普世之爱，因此，属于人类共同的追求。

　　2、信仰成全道德

　　儒家的道德体系不仅十分完善，而且与基督信仰之道德体系基本相似。儒家道德体系的困境，不是道德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缺少超越道德的信仰。

　　尽管孔子本人信仰主宰之天，但由于缺少更多具体的启示，至终便漠视天道，而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道德之上。

　　然而，信仰是道德的基石。没有信仰的超越力量，道德就会成为一种妆饰。正如耶稣基督所斥责的法利赛人，象外表华丽的坟墓，内里充满死人的骨头。也正如鲁迅所说的，满口的仁义道德，背后却是“吃人”二字。

　　3、赎罪成全自义

　　儒家的“内圣外王”，是一种自义的哲学。这种看起来十分高深的哲学，不知使古今多少人为之倾倒。然而，如同“无欲则刚”一样，“内圣外王”也是一种绣花枕头式的哲学。不是“内圣外王”不好，而是通过自我修炼，根本达不到成圣。同样，通过控制欲望也达不到无欲。这些看起来高深的哲学，与基督信仰的真理相比，无疑具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人类不能通过自我修炼或禁欲，来达到“成圣”或“无欲”的境界？因为人类已经被罪性所辖制，凭人的力量，谁也胜不过罪性。连孔子本人都有“子见南子”事件，连朱熹都有绯闻。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事实上，在罪性面前并没有“圣人”可言，从内心来讲，伟大人物并不比普通人更为高尚。在上帝面前，无论何人，都是已经堕落的罪人，谁也不比谁更好。

　　2005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利用出国之便先后携六名“妻子”赴美不归事件，曾引起各界对新儒家的诟病。事实上，郑家栋事件固然说明儒家的道德是无效的，但并不说明郑家栋教授比别人更坏。事实上，从基督信仰的启示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比郑家栋教授好。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严重的罪行，但在罪性方面都是一样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取用耶稣基督为人类所流的血，才能洗净自己的罪。也就是说，只有依靠信仰的力量或上帝神圣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脱离卑贱，而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当然基督徒也有很多犯罪的，但这并不表明信仰是无效的，而是更加印证了我们罪性的严重性。基督徒的犯罪，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同在。

　　4、身体成全大同

　　儒家所追求的集体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显得重要。然而，如同道德不能实现道德一样，集体主义也无法实现集体主义。特别是，在儒家的集体主义中，还包含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对个人自由的抹杀。

　　而基督信仰能够成全真正的集体主义。在基督信仰看来，宇宙中只有一位上帝，人类则是上帝的众儿女。人与神合并成为一个宇宙的身体，神在人内，人在神里。身体的观念超越组织，身体是生机体，因此其意义远远超出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不过是众人的相加，而身体则是众人的合一。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新约?罗马书》十二章5节）。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似乎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0-22节）。

　　《圣经》中关于宇宙身体的启示，是任何一种集体主义不能相比的。借着众人都是一个生机体的启示，基督信仰将真正实现儒家所追求但不能实现的集体主义。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对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意义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不仅对重建中国管理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对推动中国管理实践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对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尽管儒家的“仁本主义”以爱为终极目标，但由于“仁”是有差别的，并受到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限制，“仁本主义”便成为“以人为本”的对立面。

　　然而，借着基督信仰之“博爱”对儒家“仁爱”的超越与成全，中国管理将进入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时代。这对于中国企业管理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2、建立企业创新价值体系

　　中华民族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创造力，但却存在固有的文化障碍。建立中国企业创新价值体系的最大障碍，无疑是儒家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服从文化成为企业的主流，员工的个体价值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发挥，因此，无法真正建立创新型企业。

　　而基督信仰对话儒学，将破除传统的等级制度，最大限度地解放员工的创造力，使每一个人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3、建立生命型企业精神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不仅会保留儒家的集体主义，还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基督信仰将众人做为一个身体的启示，其意义远远超越集体主义。基督信仰将使中国企业不仅不会失去儒家集体主义的凝聚力，而且还会避免儒家集体主义对个体价值的抹杀，因而有助于建立超越集体主义的生命型企业。

　　在生命型企业中，每一名员工都是一个生机体上的肢体，各肢体相互帮助并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帮助自己。众人成为一，而同时又保留每一个体的独立性。

　　生命型企业的价值还体现在，所有的肢体，即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没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尽管每一个肢体（员工）的功用有大小，但功用大的肢体不会有特殊的优越感，功用小的员工也不会有自卑感。正如一个人的头不会看不起脚，而大拇指也不会轻视小指一样。

　　4、建立健全的管理伦理

　　基督信仰在尊重每一个体价值的同时，亦注重长幼次序。这与儒家伦理完全一致。事实上，儒家伦理与基督信仰伦理的实现，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是扭曲了儒家的等级观念，在没有爱的前提下，等级观念导致了一种可怕的制度，那就是抹杀下属价值，甚至是对下属具有生杀大权的专制制度。

　　儒家伦理被扭曲的等级主义所侵蚀，虽非孔子本意，但与孔子学说固有的缺陷有关。这就是孔子放弃对天道信仰的深究，而将全部赌注压在了道德之上。

　　儒学固有之缺陷，只有通过对话基督信仰来得到弥补。儒学对话基督信仰，将有助于建立真正健全的管理伦理，既能发挥每一名员工的价值，又能维持顺从上司和长者的健康次序。基督信仰并不赞成下属向上司的权威进行咄咄逼人的挑战，但也不支持上司无理压制下属才能。

　　基督信仰能够实现尊重权威与尊重个体价值的统一。上司在爱里温柔地行使自己的管理，而下属同样在爱里温柔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5、建立直言的沟通规则

　　儒家与基督信仰都反对表里不一，而赞同坦荡正直、直言不讳。事实上，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不明言”、“先说先死”等沟通之道，在中国古代，也是为正直之士所不齿的。在暴虐的封建统治者面前，历史上无数优秀人物，尚且能够直言敢谏，这乃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体现。

　　而基督信仰无疑会成全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因为，上帝是真理、光明和爱，他不容许任何黑暗、扭曲的事物存在。这一切都是撒旦败坏人类的诡计。虽然在公司中，并非人人都是正直无瑕，但一家优秀的企业完全可以构筑正大光明的企业文化。

　　当然，建立直言的沟通规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象火药一样令人难以接受。事实上，以直言为基本原则的沟通，仍然要讲究对话的艺术。我们每一个人的讲话虽然很难顾全别人的“面子”，但仍然要讲究说话的分寸和艺术。每个人都要以谦卑束腰，我们的明言是以智慧的话语为依托的。这是基督信仰与儒家文化共同的追求。

　　6、建立科学的激励体系

　　“官本位”的儒家文化，不利于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激励机制。因为，升迁作为重要的激励制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每一位员工的升迁都不可能是无止境的。

　　儒学对话基督信仰，可以超越“官本位”文化，而建立“价值本位”的文化。这样，每一位员工的价值都是通过其创造力得到最大发挥而体现，而不是只通过升迁来体现。

　　基督信仰对塑造员工健康的人格、平和的心态，具有儒家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作用。而温柔平和原本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

　　儒学对话基督信仰，将为中国企业构筑科学的激励体系，奠定肥沃的土壤。

　　7、建立健全的商业伦理

　　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个人的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服务国家与社会。这是儒家与基督信仰共同的目标。而基督信仰更有荣耀上帝这一终极的价值观为儒家所不具备。

　　以道德为最高标准的儒家文化，在实现这一理想时缺少终极的价值支撑。基督信仰恰好可以弥补儒家文化的这一欠缺，在以信仰成全儒家道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商界人士的价值观。如此，既可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有利于从商人士自身人格的健全与生命的平衡。

　　结语：中国文化的重生与中国管理的新路

　　21世纪中国管理的构筑，无法脱离文化价值重建这一课题。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融，使中国管理价值重建问题扑朔迷离。

　　在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过程中，唯中国传统文化论与唯西方文化论都是十分明显的歧途，因而，原本不值得讨论。但是，由于某些学者倡导的中国式管理打出了中国文化世界第一的大旗，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以厘清中国管理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企业价值重建的大潮中，主张中西文化融合虽然是主流，但在如何具体进行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上，却莫衷一是。由于秉持中西文化异质论，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对中西文化融合问题抱有不同程度的畏惧。

　　事实上，从混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虽然存在，但却具有共同的内在结构。中西文化的内在相通性，在信仰方面体现得最有明显。

　　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信仰事实上与中华文化并非格格不入。因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与希伯莱文明具有共同的渊源。而传承上古文化的儒家文化，自然就与基督信仰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一旦儒家文化与基督信仰进行深层的对话之后，我们发现那些原本存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化为乌有。因为，在儒家文化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共通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基督信仰是西方文化的根源。

　　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通过对话基督信仰，儒家文化不仅没有破坏自己固有的价值，反而可以因信仰的超越力量而成全这些价值。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文化却因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一直未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儒家的理想将因为与基督信仰的对话而成为现实，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之路与中国管理的超越之路。

　　从孔孟之前的先贤时代到21世纪，中华文明在历尽沧桑之后，将因此实现与世界文明的再度对接。而以此新文化为基石的中国管理，显然不能称之为中国式管理。因为，中国新文化的本质已经是混沌文化。其内在结构与西方文化是完全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