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批判九：中国式管理的非理性决策

　　张羿

　　决策在管理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核心地位。随着知识经济和组织扁平化的发展，决策已不仅仅是高层管理者的职责，而是每一名员工的任务。这意味着决策在后现代管理时代的日常性和频繁性。

　　然而，中国式管理对现代决策科学的成果只字不提，却号召全世界的公司以占卜为决策的辅助手段。很难想象，如果每一家公司，包括跨国公司的每一名员工的办公桌里，都放着用来占卜的工具，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中国式管理的决策观及其源头

　　中国式管理主张占卜辅助决策的思想源自《易经》。作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易经》，原为卜筮之书。而卜筮的迷信本质，是早已被大家所公认的。《易经》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哲理，而不是占卜。

　　但中国式管理认为，占卜并非均为迷信。占卜有迷信和不迷信之说，是否属于迷信，要视占卜的人而定。我们来看一下相关阐述：

　　“占卜究竟迷信与否？完全看占卜的人而定。换句话说，占卜本身并不迷信，只有占卜的人，才可能迷信。”（曾仕强《大易管理》271页）

　　“占卜时，如果依据卦象爻辞，分析其中道理，让听者对自己内心的疑难，加以研判、决定，那就不是迷信。”（曾仕强《大易管理》10页）

　　通过以上言论，我们可以看出，曾仕强先生对待占卜的态度，与孔子出自一辙。那么，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与孔子思想有什么师承关系呢？

　　孔子对待占卜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孔子占卜观的第一阶段，是在学《易》之前。这个阶段的孔子明确反对占卜，认为缺乏德行的人才祈求神灵的保佑，没有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

　　孔子占卜观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他周游列国频遭失败之后。这个阶段的孔子，由于时局的动荡和自己在现实中的不断碰壁，因此，自信心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以才求神问卦，并一度达到占卜十分频繁的程度。

　　孔子占卜观的第三个阶段，是他对《易经》有了更深刻认识、对占卜也有了相对深入认识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孔子主张以德行求福求吉，占卜只是辅助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早期之外，孔子一生都是不否定占卜的。孔子对待占卜的态度，成为中国式管理宣扬占卜的理由。如果说孔子作为古代思想家赞同占卜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中国式管理在今天赞同占卜，却令人深思。

　　非理性决策与中国式管理的盲目性

　　《易经》的伟大价值是无可否认的。但如前所述，今人对《易经》思想的汲取，多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哲理。无论是从现代科学角度，还是从纯正的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占卜都是一种迷信。

　　中国人恐怕很少知晓，《圣经》明确反对占卜、看相等一切迷信行为，并把这些行为视为堕落。对《圣经》的正确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如：为什么在西方信仰和现代科学会并行不悖，为什么新教伦理会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石等一系列问题的本质。

　　事实上，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与孔子的占卜观只是表面的相象。因为，他与孔子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曾仕强赞同《易经》非人格神之“天”的观念：

　　“大易所说的天，原本就没有人格神的意思。天所指的，不过是自然的，或义理的天。”（曾仕强《大易管理》76页）

　　而孔子是相信人格神的。但正是由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才使其最终虽赞同占卜，却并不频繁占卜。

　　因此，虽然曾仕强先生与孔子的占卜观有雷同之处，却因为是基于不同的世界观，故有很大的差别。曾仕强先生建立在不相信人格神基础上的占卜观，显然比孔子建立在信仰人格神基础上的占卜观更为迷信。因为，不信人格神，却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其本质是一种盲目的神秘主义。看来，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虽然综合了孔子与《易经》的思想，但遗憾的是，他所综合的都是孔子思想和《易经》思想的消极部分。

　　曾仕强先生的占卜观中，还包含对西方思想的错误认识。请看下面的言论：

　　“现代人受西方影响，经常强调对自己要有信心。实际上一个人当然要具有信心，只是不能够对自己有信心。以免看在上天眼里，认为不需要上天的庇佑，因而从协助的名单中删除，势必一切靠自己，显得格外辛苦。我们倡导对上天要有信心，认为得道者多助，上天必然庇佑应该加以协助的人。我们只要行功立德，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佑。”（曾仕强《大易管理》78页）

　　既然曾仕强先生所说的“上天”是没有人格的，因此就不可能具备庇佑任何人的能力。所谓对“上天”有信心，不过是一种盲目的虚无的信心。而西方人的自信却从来与其信仰不可分割。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上帝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上帝的庇佑，就没有人的自信。

　　由于对西方思想缺乏正确的认知，中国式管理在表述其占卜观时，势必充满盲目的批评。而这也是迷信的另一种形式。

　　“西方管理，殊少论及德行的修养。大易管理，则由于‘易不占险’的启示，必须将伦理融入管理之中，因此也才有价值，才有优良的风气。”（曾仕强《大易管理》19页）

　　所谓西方管理缺少道德维度的说法，是不值得反驳的。在此，曾仕强先生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西方人缺少伦理，因此连占卜都不配；只有象中国人这样富有伦理，才有资格去占卜。也就是说，西方人只有学会伦理道德，才配使用中国式管理的至高手段：占卜。看来中国式管理的盲目性，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现代管理决策：有限理性≠非理性

　　变动不居的信息社会，确实给管理者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但依靠现代决策科学的跨国公司，并没有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失去方向。

　　以占卜辅助决策的观念，表明中国式管理夸大了决策的难度。如果按照中国式管理的一贯逻辑，把占卜推广到全世界的话，那么，现代决策科学就可以寿终正寝了。

　　“信息不足，加上主见不够坚强。东想西想，愈来愈拿不定主意，这时候请教占卜，有什么不妥？”（曾仕强《大易管理》273页）

　　“占卜到底是不是迷信？我们不赞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正确的占卜，不是迷信；不按理出牌的占卜，当然是迷信。

　　管理者处于信息不足、数据不明，自己无定见，有看法却老是犹豫不定的时刻，如果以诚恳的态度、依照正式的方法就单一事项进行占卜，而又知道怎么正确解卦，那么，占卜对于决策自然产生很大的助益。”（曾仕强《大易管理》64-65页）

　　事实上，信息不足是决策的正常状态。决策管理学派的创始人赫伯特?西蒙，早就将“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管理决策模型之中。西蒙反驳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策者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观点，认为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决策者能获得的信息也永远是不完全的。因此，决策结果也没有“最优方案”，而只有“最满意方案”。

　　西蒙的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在一个混沌的世界中，决策者所面临的真实情境，并给决策者设计出应对这一情境的决策模型。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西蒙的决策理论，产生于信仰上帝的西方。西方人并没有因为信仰上帝，而抛弃必要的科学手段来进行决策。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非理性决策：中国式管理能拯救21世纪吗？

　　我们相信，现实中有很多迷信的人会以占卜来辅助决策。这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后果由他们自身承担，别人或许没有权力去横加干涉。可是，如果要把占卜这种“决策”手段推广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那就有必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考量。而中国式管理正是喊着全球管理向中国看齐的口号。

　　虽说后现代管理时代，是一个不确定性异常突出的时代，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必然要经得起推敲。科学需要实证的本质在后现代管理时代并不会改变。

　　以非理性决策取代有限理性决策，中国式管理能拯救21世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