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也在个性化--解读托夫勒（上）

　　2006年德国世界杯让全球打破时间差，昼夜被它吸引。这不是工业化时代统一的“电视黄金时间”的重现，而是个性化时代的先兆。

　　编者按：

　　在新著《财富的革命》中，当代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重新定义了财富，并试图为我们解读财富的深层原理。

　　我们和空间、知识的关系一直是热门话题。现在托夫勒把时间也列为财富创造的深层原理之一，这或许能引导人们开始关注“时间”—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托夫勒另一重要观点是，除了能够以金钱衡量的经济和财富之外，我们还生活在一种既令人兴奋又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非金钱经济之中。在其中，我们不付钱就可以实现需要或者想要实现的事情。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这两者构成了“财富体系”的主体。在那一半隐藏的、我们不了解的经济中，我们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而是“产消合一者”(prosumer)。

　　本期和下期的“解读托夫勒”将围绕“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和“产消合一者”展开。

　　- 撰文：方军

　　“我可以让一个工人早上7时来到工厂干活儿。但是，我能告诉一位工程师或者一位研究人员早上7时想出个好主意吗？”托夫勒回忆起索尼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对他说的这句话，这非常形象地展现财富创造与时间关系已经在发生的变化。

　　对于时间，人们感触最多的是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全球商务变成“实时的”(real-time)这样的观点也很流行。这固然是和时间相关的重大变化，但如果我们也采用托夫勒那样长远的时间视野，我们会立刻发现对时间有一个根本假设正在发生改变。过去有一个在全世界各处滴答、滴答地标准运转的时钟，它驱使我们所有人按照它的节奏运转，现在，它的影响力正在被削弱。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时钟也不过是近几百年来的事，在未来，它依然会存在，我们还会看现在几点了，但不会再有所有人都围着它转的情形。

　　对于我们与时间关系的这一变化的商业含义，托夫勒指出，我们正在将昨天标准的时间安排支离分解，正在从集体的时间向客户要求的时间过渡。我们正在从非个性化的时间向有个性化的时间过渡，因为产品和市场也在从非个性化向个性化过渡。

　　时间的演变

　　我们来看看标准时间的短暂历史，会发现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那个支配我们所有人的标准时间。托夫勒把人类千年文明分为三个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耕时代”，第二次浪潮是“工业时代”，第三次浪潮是“服务业时代”。对在第一次浪潮中从事农耕的人来说，是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的，比如依据节气就足以知道何时耕种和收获，依据太阳升起和落日就可以了解一天的时刻，“一袋烟”和“一炷香”也足以衡量较短的时间。

　　农耕时代也有需要众人在时间上配合的工作，“劳动号子”正是让人们同步化的工具，比如汤姆逊指出，有的地方的船夫以简单两音节声音“噢—呸”来代表时间，第一个音节是准备的时间，第二个音节是出力最大的时间。

　　机器和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得人类与时间的关系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按托夫勒的说法就是，第二次浪潮社会是根据机器的节奏运行的。准时去上班变得重要，一个人迟到可能影响许多人。在18世纪末，钟表开始在各地普及。现在被越来越多企业采纳的ERP系统除了实现企业内、外信息共享外，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类型的时钟，把众多部门的动作同步起来。

　　我们现在已经把全球一致的时间看成理所当然，仿佛已经延续了千年，其实时间标准化只是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第二次浪潮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统一的时间。当时，美国有大约80种不同的火车时间，一个乘火车跨越美国东西部的乘客需要拨自己表约20次以赶上铁路时间。为了工业发展的需要，各国逐渐在自己的国境内把时间统一。1884年人们将地球分成24个1小时时区，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基准，确立了时间的国际标准化；1955年，人类则有了用原子钟衡量的“真正的一秒”。

　　时间的冲击

　　虽然第三次浪潮带来无数的改变，也给时间带来了极大的冲突，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步化的时间依然深植人们心中。这带来的是两种看起来相反又相关的后果。第一种后果是，“标准的时间安排从工厂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像是“时间的奴隶，永远在紧张地看表”。我们怕错过上班时间、截止时间。我们担心赶不上那个正变得越来越快的统一节奏。在这样的压力下，一定范围内人们变得步调一致。如果不考虑身处其中的人的感受，这种系统还不错，它能高效运作。

　　“一个完全同步的、像机器一般精准的社会的美梦”对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者十分有诱惑力，他们试图把这种同步化推广到整个社会。电视的黄金时间可能是唯一还算成功的例子(实际上，黄金时间正在逐渐消失)，而城市里数百万人同时上班、下班造成的“高峰时间”则可以说是噩梦。

　　第二种后果则是托夫勒所说的“失同步化效应”，不同社会机构之间的速度产生巨大的差异。托夫勒形象地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来类比美国不同机构的速度：企业，每小时100英里；民间机构，每小时90英里；家庭，每小时60英里；工会，每小时30英里；政府机构，每小时25英里；教育体系，每小时10英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每小时5英里；美国的政治结构，每小时3英里；法律体系，每小时1英里。在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也可能产生这样的“失同步效应”。我们为它付出的代价就是缴纳“时间税”—也就是因为不同步而带来的花费和经济损失。

　　作为未来学家的托夫勒思考问题的时间通常跨度较长，与他相比，大多数人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要短得多，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短到了一年也是长期概念，这部分是因为当下极高的时间压力。对于时间观念的这种错位，《国际武装力量杂志》编辑的如下这句可以推而广之到许多领域的话相信让不少人警醒：“在面对一个20年的威胁时，政府的应对方法是在5年的防御计划中列入一个15年的项目，投入3年期的管理人员和只有一年的拨款。”

　　托夫勒指出，同步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我们再一次改变了人类在时间这一维度里工作、玩耍和思考的方式。除非我们理解了它和财富创造的关系，否则我们将永远摆脱不了今天时间的压力，也摆脱不掉那些不必要的代价。

　　时间的未来

　　1905年是人类对时间认识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一年爱因斯坦写出了狭义相对论论文。以最通俗易懂的话说，他的一个观点是，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我们因而知道，标准时间因为约定才获得意义。然而过去的一百年依然是全球统一的标准时间加强其统治地位的一百年。在这个同步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另外的迹象正在出现，我们发现突然有了无数种每个人自己的“标准时间”，也就是个性化的时间。时间开始真正地变成相对的了。

　　我们不能也不会要求工程师、研究人员七点钟想出一个好主意。对一些知识工作者来说，按时上班是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不少企业开始实行弹性工作时间，那些还实行打卡上班制度的企业也开始在实施上有所放松。人们不再需要按照机器的节奏运作。如果说还有一个产生财富和价值的机器的话，那就是每个人的大脑，按照自己节奏和韵律工作，知识工作者们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按照自己的节奏，而不是外部强加的节奏工作和生活，这也让我们感到轻松。当然，我们还需要与人开会、见面、讨论，但不再需要统一的时间表，相互之间约好时间就可以了。一句话，人们正在摆脱标准时间的锁链。

　　过去，我们的某些时间段被划分为工作时间，某些时间则被划分为休闲时间，它们区分得很明确，并且大部分人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都相同。现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大家也不再完全步调一致。正如福克斯电视网新闻部的一位负责人所说：“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下了班五点半吃晚饭，六点钟看电视。现在，我不知道左邻右舍还有哪个人的生活会这么有规律。”我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吸引商家提供时间上更方便的服务，反过来它又让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制定自己的消费时间表”。托夫勒说：“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时间和节奏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非整体化，这又反过来给所有企业、所有部门、经济发展的所有层次带来实际的影响。”

　　这种影响我们还只能隐约看到一些预兆，但它对那些依赖于时间的事物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2006年德国世界杯，这大概是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突然之间所有人(甚至从来不看足球赛的人)都被它吸引。这种大规模传播现象不是工业化时代电视“黄金时间”的重现，反是个性化时代的先兆：我们越是可以个性化地选择在什么时间看什么电视内容，我们越是需要让自己感觉到大家在一起的“盛事”。这些盛事不再是每天都有的电视黄金时间，而会是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或者一部广受好评的电影大片，或者2005年超女那样的热门节目。这些盛事生产和消费巨大的财富，让任何人无法忽视。“盛事”其实是个性化时间的另一面。

　　总之，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它将影响财富创造，更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结构。在《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就引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时间可以压缩，也可以延伸；记事的秩序在时间上何为首、为次、为后，须视观察者的速度而定；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爱因斯坦之后的物理学家进一步说，微观的时间观念和肉眼所见大不相同。时间在宇宙各地的流动速度都不一样。这些都还只是理论，但托夫勒的一个提示值得我们仔细思考：“这些理论上的发现目前似乎没有办法实际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但是以往黑板上那些看来可疑的粉笔记号似乎也没有什么用途，可是那些方式最后却使得原子弹得以爆炸。”

　　管理智库：

　　托夫勒：和时间相关的变化

　　★我们的重要机构相互间失去了同步；

　　★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

　　★超高速发展仍在继续；

　　★时间正在变得非规则化；

　　★生产力与时间的联系越来越少；

　　★每个时间间隔都将比上一个时间间隔更有价值；

　　★人类能够测量、探索或控制越来越短的时间段和越来越长的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