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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捷启发式决策胜于复杂模型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07日 02:58 第一财经日报

  决策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哥德·吉仁泽教授:

  而启发式的另一个原则,则是在于“少即多”,也就是说要忽略很多的细节。“如果预测未来的数据,你的数据越少,也许今后预测的效果越不好

  本报记者 陈姗姗 发自上海

  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大师哥德·吉仁泽教授,在教期间一直教学生通过分析各种参数,找到最优化的方案。但是有一天,他收到哈佛大学的邀请信时非常犹豫,不知道到底是去还是留。

  他的同事曾把他拉到一边说,只要运用一下你所教授的理论,得出谁是最优化的不就可以了吗?你不是这样教学生的吗?吉仁泽教授非常愤怒,跟他的同事说,“你得了吧,那些都是理论而已。”

  这是吉仁泽,在《第一财经日报》主办的第一财经商业大师系列论坛上演讲时讲的一个小故事。他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好的决策并不一定要遵循逻辑、规律。从理论上来说,的确会有一些优化的模式,但是这些最优化的模式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往往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如果要想试图找到一个最优化的投资方案的话,可能这里会牵涉到很多的参数,而且万一有一些数据是错误的话,也就意味着你对于未来不一定能够作出一个很好的判断。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随后,哥德·吉仁泽就引出了他参与研究的一个被称为“快速、简捷启发式”的战略,这种战略描述人们的头脑和环境,比如说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头脑到底是如何来适应我们的环境的。“如果在一个商业的晚餐或者在其他的一些情况下,比如在餐桌上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简捷式的启发式,可能会比那些发展的非常复杂的最优化的模式,更能帮助你找到一个更加好的解决方案。”

  启发式的原则

  哥德·吉仁泽介绍,在他们的调研中,问到你到底是不是在做决策的时候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优缺点,66%的人说没有。“你要看到一个白衣大夫话就信任他,这是非常简单的启发式。”简捷式的启发式,其中一个原则,就是指出了优化的做法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常用的,反而往往来自于人们的经验。

  哥德·吉仁泽又举了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名叫海瑞的人的例子。海瑞的理论是,如果你有一些资产方面可以进行选择,比如说你要把你的钱分配在不同的资产上的话,他提出了最优化的理论,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些方式能够得到的效益,能够得到最优化。而事实上,这位学者自己对他的退休金进行分配的时候,却并没有遵循他所说的要进行最优化的理论,比如在证券、股票等方面,他其实把自己的钱财进行了等分,这位学者认为把钱财均分在这些财产上面,比实现最优化反而更加好。他其实是在用简捷的启发式的策略,而这种启发式的方法,事实上把他过去的那些经验和数据进行了总结——可以把过去30年的一些经验用来对未来三个月里面的决策提供指导。

  而启发式的另一个原则,则是在于“少即多”,也就是说要忽略很多的细节。“如果预测未来的数据,你的数据越少,也许今后预测的效果越不好。”哥德·吉仁泽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在情况不确定的时候,应该学会忽略信息,也就是说不要关注太多的细节,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于一到两个真正重要的标准之上。

  哥德·吉仁泽又举了球手接球的例子,球手在接很远过来的球时,并没有去计算这个距离,也没有要知道这个球具体的速度,还有抛物线的轨迹,真正的球手实际上使用的就是简捷启发式。他忽略了所有的信息,然后只关注一项,就是球。根据球的角度变化,调整跑动的速度,眼睛盯球的角度始终不变,最后就会接住这个球。

  而怎么样去忽略信息,找出我们应该关注的信息,才是更重要的。哥德·吉仁泽介绍,这就要分清楚,到底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怎么样的。有时候要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对这些进行排序,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能够更好地作出适合的决定。

  启发式要与环境联系

  不过,哥德·吉仁泽也强调,启发式主要是关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决策,因此,你必须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战略。如果未来特别不确定,也许运用启发式比较适合。但是如果很多情况可以预测的话,使用起来就不太适合。

  更重要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启发式,也应该放在不同的工具箱当中,并应该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相关的启发式。不是一种启发式都能适应所有的情况,我们必须要用适应性的思维方式引导,要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有时候甚至要改变外部的环境,更好地使用这个方法。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你不要什么都事先规划好。”哥德·吉仁泽说,比如说对一些商业计划来说,一般要做几年的规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了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还要充分考虑到万一一些事件不照之前的计划方向进行的时候会怎么样。”

  美国的直升飞机制造商西科斯基的案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刚进入中国时,他们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划,因为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怎么样改变。后来,他们把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的决策作了非常大的调整,本来要把直生机在上海进行装配,零件从美国运到上海的流程,因为民航总局没有相关的许可而必须改变。最后他们把原本的第四个阶段放到第一个阶段来做,在第一个阶段就生产了所有的部件。与此同时,他们到中国民航总局等部门不断探讨,到底该怎么样做。而现有的政策,则先接受,并找一些其他的方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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