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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梓林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按照诺斯的观点，引起制度变迁的诱因，是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影响人们行为的利益关系)和谈判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而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
变化，则又会诱发人们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
理论上的表述尽管严谨和深刻，但往往没有故事来的生动和形象。理论总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同样讲的是制度变迁，《乔家大院》是这样表述的：
在与达盛昌的生死博弈中，乔致庸以他的“智”“勇”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还以他的“仁”，化敌为友，重振了乔家在包头的雄风。至此，作为东家他不但有了资格和威望，重要的是也有经济实力的保证，可以按自己的理念来整治复盛公内部的问题了。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诱发了他“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于是，一场围绕店规改革的行动变得势在必然。
通过明查暗访，乔致庸发现复字号出的许多花花事儿，都与大掌柜顾天顺有关。同时他已经看好年轻有为的马荀，想让他接任大掌柜。然而，顾天顺是个老人，处理不当难免会伤了一些掌柜的心。所以，怎么处置顾天顺，着实是一件让乔致庸为难的事。
乔致庸肯定没有学过什么制度经济学，但他很会用制度来管理他的生意。
为了把顾天顺打下去，乔致庸借请全体掌柜吃饭的机会，拿出密账本亮家丑，列举了顾天顺严重违反制度(店规)的三条过错：第一条是店有明规，东家和掌柜不得任用私人，而顾天顺用了自家儿子的小舅子，并且还做了坏事；第二条，违犯店规，私自借贷给万利聚吴东家八万两银子，无法追回，造成亏空；第三条，店规明示不准逛窑子，不准喝花酒，不准捧戏子，顾天顺还是用公款喝花酒，捧戏子。念完这三条之后，乔致庸突然打住，说道：我就不再往下念了，各位掌柜回去自己检讨有无违犯店规的行为。接着他把密账本放到火烛上烧了。这一招着实厉害，用制度说话，宽严结合，既狠刹了歪风，又给多数人留了面子。
在罢免了顾天顺，启用年仅28岁的马荀为大掌柜的时候，顾天顺当场晕倒。接下来的这场戏拍得很有意味：马荀扶起自己的师傅顾天顺说，我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我师傅虽然有错，但功大于过，而且从少年熬到两鬓苍苍，在复字号服务了四十年。因此，我提议店规增加一条：效力满四十年的掌柜，一律保留五厘的身股，用于养老，直至享尽天年。众人都大吃一惊，转身把眼光投向乔致庸。乔致庸想了一想，带头鼓起掌来。
令人回味的是：马荀不经请示东家就擅自做出这样一个提议，是否意味着在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上已经发生了对他有利的变化？乔致庸为什么要“想一想”之后才高调同意？这里面真是意味无穷……我们不得不佩服编导在这个细节上的神来之笔。
“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为制度变迁找到了理由——这是诺斯说的。制度就是找个理由承认“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这是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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