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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婷 刘文瑞
西蒙和法约尔，一个是科班出身的管理学理论大师，一个是实践中锻炼出来的高层经理；一个因在决策理论上的学术性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以创建了管理学的一般体系而成为享誉世界的前辈。可以说，他们两人都是管理学发展历程上的标志性人物。然而，两个人却在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上有着巨大的分歧。
西蒙和法约尔的论证，很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门派之争，不过，他们二人，都是管理学领域的名门正派。学派纷争是管理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西蒙与法约尔之间的理论冲突和论战只是整个管理学界学派纷争的一个缩影而已。1961年，孔茨在他的名篇《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中提出了管理理论的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经验主义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与数理学派。法约尔是管理过程学派的开山祖师，西蒙则是决策理论学派的现任掌门。所以，他们的论争的管理学理论发展中很有代表性。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
孔茨的门派划分，往往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不过，本文认为，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因而，他的门派划分和批评，有意无意地袒护本门。他所批评的分歧原因，几乎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因而，有必要加以辨析。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主要有管理要素和管理原则两大部分，而与西蒙思想冲突的焦点基本集中在他提出的十四条管理原则上。这十四条原则主要是围绕着组织结构、效率的发挥和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西蒙对这些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在《管理行为》中，西蒙指出：“目前流行的管理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如俗话说的‘福祸不单行’一样，管理原则也总是成对出现。无论对哪个原则来说，几乎都能找到另一个看来同样可信、可接受的对立原则。虽然成对的两个原则会提出两种完全对立的组织建议。可是，管理原则里却没有指明，究竟哪个原则才适用。”他对于几个常见的原则如专业化、命令统一、管理幅度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这些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
以专业化为例，西蒙指出：“专业化只是说明，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而已。事实上，由于任何两个人要在同时同地做完全相同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两个人总是在做不同的事。”再进一步，专业化本身就包括地区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两种，而具体在实践中究竟应用哪种才能提高效率，这个原则并没有指出。例如，按地区分派人员去承担一切护理工作，同按职能分派人员承担所有地区的单项护理工作，都是符合专业化原则的，但笼而统之的专业化原则对于这两种方案的选择毫无帮助。所以，这种泛泛的“专业化”原则，在内涵上具有模糊性。命令统一原则同专业化原则类似，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同时服从两种矛盾的指挥。当然，如果把命令统一原则理解为反对多头领导，还可以成立，但随之又会出现另一个冲突，就是命令统一与专业化在实质上是不相容的。命令统一意味着多个专业工作会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专业化又意味着不同职能要分解到不同的领导者那里。所以，西蒙认为，这些所谓的管理原则，实际上不过是描述和诊断管理状况所用的尺度而已，靠它们建立不起真正的管理理论大厦。
西蒙和法约尔的对垒，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归结到哲学上，就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分歧。周晓亮在《西方近代认识论论纲：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中指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两种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围绕着什么是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展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人类知识的根本源泉是什么：是感觉经验还是先天的观念；(2)哪一种知识具有无疑的确实性和真理性：是经验的知识还是理性的知识；(3)通过哪种方法或途径能够有效地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是经验的归纳法还是理性的演绎法；(4)人的认识能力是否是至上的，它是否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显然，西蒙和法约尔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不利于深化对他们的论争进行研究。
现实生活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往往存在着交叉认可。例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而经验主义者一般也承认理性知识比经验知识更高一层。所以，西蒙的理论和法约尔的原则，如果从互补的角度看，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思考。西蒙倡扬理性在管理中的作用，不过，他在经验的基础上对理性进行了限定，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缺乏经验证明的公理框架。法约尔也对自己提出的管理原则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强调原则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回避了逻辑上的构建。当初在还没有遇到质疑的情况下，法约尔就在《工业管理一般管理》中事先声明：“我更喜欢用原则这个词，但应使它摆脱死板的概念。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原则是灵活的，是可以适应于一切需要的，问题在于懂得使用它。这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这一声明，几乎就是对数十年后的西蒙式批评的预先回应，令人不得不赞叹法约尔那种天才的先知。而西蒙在抨击法约尔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吸取了经验主义的长处，避开直接的宏大叙事，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路构建管理学的分析方法体系。他指出：“管理文献中固然从不缺乏‘理论’，也不缺乏描述性的和经验的研究，它缺少的一直都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而西蒙本人，也宣称自己不是创立管理学理论，而是对建造这样的桥梁做出贡献。从这一点看，西蒙对法约尔的批评，恰恰又是以法约尔的研究为铺路基石的。
西蒙对法约尔的质疑，当然有充分的道理。毕竟，法约尔的管理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正是类似于西蒙的这种批评，推动着管理学理论的实质性发展。但是，西蒙的批评又不妨碍法约尔的光辉，正是有了法约尔式的前人成果，西蒙才能对人类理性的认识上取得划时代的突破。相形之下，那些动不动就以提出了某个新的职能、或者增补了某个管理原则而沾沾自喜，丝毫不顾这种“创新”有无逻辑上的可靠性，能否增进人们的理性知识，或者是否具有可靠的经验依据，就试图宣称发展了管理学理论的人，岂不汗颜！从西蒙和法约尔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学演进的真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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