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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雪频 发自上海
67岁的亨利·明茨伯格依旧精力充沛，从4月中旬到月底的近10天时间里，他先后在中国的上海、杭州和北京作专题演讲和讨论，并在温州参观访问了几家企业。他在上海和北京的主题演讲“管理向何处去”吸引了很多企业家和管理学者，很多人将他视为彼得·德鲁克去世以后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
这是亨利·明茨伯格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是在1986年，当时在中国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并不多，了解他的思想的人更少。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面带微笑，“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住在人大旁边的宾馆，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和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去购物，一起去寻找街边的小餐馆。”
但这一次和20年前不同，他是笼罩着“管理大师”的光环来到中国的。虽然真正了解他的思想的人依旧不多，但很多人知道汤姆·彼得斯对他的评价——“亨利可能是我们过去30年、40年、50年内唯一一位真正深刻的管理思想家。”他在采访时开玩笑说，他很想知道有多少人只是冲着他的名声来听他的演讲的。
4月20日，在上海香格里拉酒店，《第一财经日报》对亨利·明茨伯格进行了独家专访。
管理是科学、艺术和手艺的结合
《第一财经日报》：在您的理论中，管理风格有三种纬度，分别是科学、艺术和手艺。在您看来，最能代表这三种管理风格纬度的学者是哪些人？
亨利·明茨伯格：没有哪一个学者是纯粹的某一种管理风格的代表。但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分的话，我觉得最能代表管理中的艺术性的是沃伦·本尼斯和汤姆·彼得斯，他们是行动主义者，强调领导力；最能代表管理中的科学性的则是迈克尔·波特，他强调管理中需要运用大量的数据分析来制定策略；而最能代表管理中的手艺性的则是我了，我强调战略的制定往往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这三种管理风格各有各的用处，但我想事情还远不限于此，大部分的管理都包含着比传统的管理的五种职能更多的含义。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大部分公司管理的风格是在艺术和手艺之间，他们强调企业家精神，也强调管理中的分寸感，但不是很看重管理中的科学要素。但在中国很多人谈起管理和战略，大多数人会谈起迈克尔·波特的理论，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亨利·明茨伯格：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正好是因为中国的企业缺少这种管理中的科学要素，而且他的理论更容易学习。迈克尔·波特强调通过使用分析的方法来制定战略，需要大量的数据来作为支撑，但并非每个行业都能找到完备的数据来供决策者分析的。而且对于在学习在战略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强调得也不够。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在十几年前在美国曾经风靡一时，现在则不是那么流行了，我觉得就与这两个要素有关。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很多中国公司面临的问题恰好是缺乏健全的管理系统，因此他们需要使用一些管理的工具，来建立一套管理制度和流程。您是否认为把管理当做是一种手艺，会导致企业家忽视了建立管理制度和流程的重要性？
亨利·明茨伯格：我说管理是一门手艺，就是指管理是一个不断学习、分析和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循环反复的，而战略的制定是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的。管理工作和记者的工作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你必须要有相关知识的储备，而且在工作过程中根据你掌握的信息进行调整，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分析者。管理的过程中当然需要一些制度和流程，我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矛盾的地方，问题不在这里。如果你把管理当作是一门手艺，就会有助于提高你的战略眼光和分析能力，这才是问题所在。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咨询公司对公司制定战略的作用？您说过咨询公司不能帮助公司制定战略，这是为什么呢？
亨利·明茨伯格：我管那些咨询公司叫做“鸽子咨询”，他们飞过去，丢下来战略，然后就走了。咨询顾问确实能对企业的战略制定起到一些帮助作用，比如说他们能帮助企业提供一些分析方面的服务，如分析一些行业数据；他们能帮助企业将流程和控制过程系统化，以便战略能够顺利实施；他们还能帮助企业提出一些问题，提供一些点子。咨询顾问比公司决策层的思考更有创造性，但制定战略应该是公司管理层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咨询业和传媒业有些相似之处，他们接触到一些数据和材料，然后加以分析，供别人来决策。
英雄式的领导风格是危险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大部分企业的历史都不超过30年，企业的管理者往往也是创始人或者拥有者。他们在领导企业方面的作风都是很强势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管理风格可行。您觉得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亨利·明茨伯格：我必须说，中国企业的领导者非常强势，也非常成功。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中国的媒体对他们的描述更加让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开始把自己当个人物。如果一个人总是把自己当做英雄来看，这种心态往往是比较危险的。
《第一财经日报》：大众喜欢听英雄故事，传媒也乐意去叙述这些英雄故事。您觉得如果传媒把那些企业家描述成一个英雄，会给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会带来什么消极影响？
亨利·明茨伯格：媒体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给管理者树立了很多榜样，让人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而且使得一些管理工具流行起来。但这种做法有两个消极影响：一个是产生了大量的“企业英雄”，夸大了他对于组织的贡献，好像不谈论CEO的贡献，而去谈组织的成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样。但是你知道，大部分的管理工作事实上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大众传媒的使命就是使他们看上去非常有趣，令人兴奋。另外一个消极影响就是使得更多的人只是单纯地使用这些管理工具而缺乏思考。这两种消极影响都是非常危险的。
《第一财经日报》：具体一点来说，您觉得这种“英雄式的领导风格”问题出在哪里呢？
亨利·明茨伯格：一个新的企业非常需要强势的领导，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企业，所以他需要协调各方人员的关系，需要来制定战略，需要做出很多前所未有的事情。但即使是这样，好的公司领导者也应该明白，单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员工的力量才能使公司成长，而企业的进一步长大甚至取决于企业所在的社会结构了。总而言之，在公司成长的初期，领导者的领导力显得非常重要，但后来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的领导者应该采用参与式管理的方式，发动所有员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去。
向每个人学习，但不要模仿任何人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很多企业和企业家都在向美国学习，来自美国的管理理念也在中国颇为盛行，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亨利·明茨伯格：我认为那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再说如果非要学习的话，日本会是一个更好的榜样，但是千万不要模仿任何国家。前几天在一个大学，有人让我给他们题字，我就写道：向每一个人学习，但不要模仿任何人。按照你自己的去做就行了。
《第一财经日报》：有很多中国学者渴望创造自己的管理体系，比如说有人提到了“中国式管理”，强调管理中的文化特性，您觉得真的存在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吗？
亨利·明茨伯格：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能拥有任何一种思想。中国历史和美国、日本、欧洲的历史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只是各国的侧重点不同，所以看上去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思想。但如果你关注所谓的“管理学”，你会发现这些国家的管理者没有太大的差别。我曾经观察过29位管理者，他们分别去了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波兰，我发现文化背景的确会对管理者有影响，但如果问我会不会由文化背景来挑选管理者，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管理中的文化背景确实很重要，很多跨国公司就会遇到跨文化管理的问题，您觉得公司在跨国经营时选择候不需要考虑管理者的文化背景吗？
亨利·明茨伯格：文化背景在管理中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过于强调管理中的文化特性则显得过于笼统。如果我们把中国和加拿大的高科技企业和大型农场放在一起来比较，比较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和加拿大的高科技企业更像，而不是和中国的大型农场更像。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关注的事实，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技巧像一个专业人士一样来处理问题，就会发现管理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我发现您的管理思想中有很多和中国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都强调在在学习和实践之间寻求平衡。您以前研究过中国哲学吗？
亨利·明茨伯格：没有。我只是研究过美国和欧洲的哲学。我从我的一个中国学生那里学到了一些中国谚语，所以就不必“班门弄斧”了。至于你说的为什么会有异曲同工之处，我想可能我们说的都是一些常识吧，常识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有趣的是，我的观点在日本比在美国或者欧洲更加受欢迎，可能也与这种哲学观念有关吧。
〔亨利·明茨伯格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管理思想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创立了在管理界影响深远的管理角色学派、战略过程学派和实践管理教育范式，他同时是美国战略管理协会的创始人和前任主席，国际实践管理教育联盟(IMPM)创始人和前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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