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何以取得成功

　　报纸带给我们没完没了的有关美国企业的负面新闻。安然事件昭示的是谎言和掠夺，而通用汽车的重组则彰显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消亡。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评论家们都一致认为，充斥着美国经济领域的腐败，从会计服务到非应急医疗服务，终有一天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然而，美国公司内部发生的一切却势头良好。尽管人们对通用汽车当年主宰全球汽车工业的时代还充满了怀恋，然而事实上美国公司的全盛时期却很可能正在当下。

　　追溯起来，这一全盛时期最早始于1995年。而之前20年间，美国工人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低于那些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竞争者，之后10年间，美国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则已超出了这些国外对手。标准普尔公司提供的资料数据显示，美国公司的资本回报率已将日本、法国和德国的公司抛在了身后。

　　其他衡量标准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直到上世纪90年代，管理类书籍还充斥着日本的流行语，而早期的克林顿政府对德国的“学徒制度”也敬畏有加。现如今，从星巴克到宝洁，从

苹果到思科，大部分公司典范都来自美国。2004年及2005年，《金融时报》发布的年度最受尊敬公司排行榜上，进入前15名的美国公司都不下12个。

　　我们还可以看看斯坦福大学的尼克·布鲁姆(NickBloom)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范·雷南(JohnVanReenen)建立的有关管理质量的数据库。他们对732家中等规模的美国和欧洲公司进行了调查，以最佳的管理行为为标准，衡量了这些公司的管理流程。结果是：美国公司，包括那些在欧洲拥有分支机构的公司，在管理上都比欧洲公司更胜一筹。事实上，美欧公司之间生产率上的差距，将近一半缘于美国公司更为优秀的管理。

　　这种优秀从何而来呢？首先，美国公司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相对来说，美国几乎没有能让公司藏身其后的贸易和管制壁垒，因此运作不良的公司要么赶快自我调整，要么很快破产。拿

零售业来说，沃尔玛和Target这样的公司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全美范围内拓展自己极为高效的物流体系——至少在最近一股反常的反沃尔玛运动兴起之前，情况确是如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欧洲和日本有一张覆盖很广的分区法规(zoninglaws)网，死死缠住了那些高效的零售商的手脚，却保护了那些向顾客超额收费的、效率低下的公司。

　　美国公司更为优秀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家族企业长子的合理冷淡。布鲁姆和雷南说，在法国和英国，父亲将家族企业传给长子的可能性比美国要高出五倍。这种反精英的做法并不总会催生好的经理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尽管最好的欧洲公司在管理上与最好的美国公司不相上下，但欧洲二流公司却有着沉重的包袱，而美国公司则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

　　然而，竞争和精英之说还不足以解释美国公司的优秀。美国经济一贯有这些优势，但并不是总能击败外国对手。说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更努力也不足以解释这一点，因为生产率数据表明，美国人的每小时产出量依然在不断提高。以美国更具“活力”和“创造力”来解释美国的优秀，不过是给我们试图解开的谜团重新贴了标签罢了——换句话说，并没有真正回答我们的问题。

　　最好的解释可能是美国的企业文化尤为适应当前的挑战。美国企业并不特别擅长劝服工人提高生产率——这一点对全盛时期的德国和日本来说至关重要，但美国企业很擅长管理服务工作者和知识工作者：用科技装备他们，授予他们高度的独立性，根据工作业绩计酬。因此，当前这种去中心化的“网络”企业时代也正是美国的时代。

　　此外，美国的商业文化与全球化完全契合。美国的管理人员和MBA课程学习中有很多有才干的移民，因此美国的经理们认为在多元文化的公司中工作非常正常。而移民又与自己的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美国人在建立全球

供应链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亚洲与拉美的精英相互竞争以进入美国的大学，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他们更愿意进入当地的美国公司而不是德国或日本公司工作。

　　因此，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弱化了公司等级的信息科技的兴起，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当前这个“美国时刻”。当然，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也值得原谅，因为其他一些糟糕的因素破坏了本该值得美国人庆祝的东西——所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是也。

　　而在美国企业获得成功的同时，对美国总统布什的仇恨也导致了新一轮反美情绪的高涨。同时，在美国繁荣的时候，与日俱增的不平等也使得美国普通工人无法分享到美国公司的成功。

　　(Latwp授权刊登吕芸芸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