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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最新发布的《2005年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披露，该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存活率不到五成
本报记者 宗新建 发自杭州
3月20日，杭州西湖边的一个写字楼，年轻的律师张瑞凡悠闲地站在窗口，远眺桃红柳
绿，还不时地呷一口龙井茶。
“我喜欢并习惯于这样悠闲的生活。”张瑞凡对《第一财经日报》坦承，与父辈忙碌的商业生活相比，他过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张瑞凡的父亲是浙江湖州的一位企业家，其所经营的电器企业年销售额达到上千万元。为了维护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父亲每日都奔波在苏浙沪之间。早在三年前，他就发出了让儿子回湖州继承家业的“邀请”，可儿子还是留在了杭州。
事实上，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与张氏父子有着相同经历的大有人在。越来越多的民企“少帅”们，正以自己的“独立奋斗”悄然拒绝父辈递过来的财产“接力棒”。
“第一代”交班情切
2002年，张瑞凡毕业于杭州商学院法学专业。和班级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他留在了杭州，并进了一家规模中等的律师事务所。
“那年，父亲对我的选择极为不满，由于我是家中的独子，按照他的设想，我应该选择回湖州，从企业基层做起，直至最后掌管他的企业。”张瑞凡说，在留杭州和回湖州之间，他也曾有过艰难的选择，可“最后还是被杭州的悠闲生活所吸引”。
“这几年来，父亲并没有放弃让我回去的想法。前些日子，还让我回去做他的助理，并开出了月薪1万元的‘高价’。”张瑞凡说，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样的诱惑，尽管目前他的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
和张瑞凡持同种心态的浙江民企“富二代”并不在少数。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曾提出“浙商的十大悬念”，其中第一条就是“浙商第一代接力棒交给谁？”
2004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设立了一个“创业人才孵化班”，即通常所说的“少帅班”。首批招募的30名有创业志向的本科生中，大多数人都有家族企业背景，且家庭资产在千万元以上，但基本上都属于中小企业，尤以温州的民企居多。
“从第一年毕业的学生中来看，目前仅有一人在其父亲的企业中扛起重担，其余学生中尚未听说有正式接班的；在读学生中，也无人表示一毕业就将接手父辈的企业。”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副院长王陆庄表示。
根据本报记者的不完全调查，目前在浙江的大型企业中，并不缺乏接班成功的案例——楼忠福之子楼明，已渐渐接掌浙江广厦；鲁冠球之子鲁鼎伟，已出任万向集团总裁；茅理翔之子茅忠群，更早已紧握方太集团帅印；郑秀康儿女郑莱毅、郑莱莉，目前都已成为康奈集团能够独当一面的得力干将——但在浙江近36万家民(私)营企业中，占比99%的中小民营企业却多少都面临着“富二代”接班的难题。
“目前在浙江的重量级企业中，并不存在接班难题，难的是浙江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进入了中老年，这些企业的创始人让‘第二代’接班的心情异常迫切。”王陆庄说。
为何拒接
《第一财经日报》最新获得的一份由浙江本地媒体在省内发起的《浙江商人培育继承人方式的调查》显示，有37%的“富二代”表示希望能自己创立一番事业；45%的人认为目前还不具备接班的各项素质，不愿意接受其父辈的事业。
调查分析，“富二代”们不愿继承家业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这些资产达上百万、上千万元的企业目前仍处于创业阶段，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小。
“我觉得我并不具备做生意的头脑，经营那样的企业，对我来说还很遥远。况且，像父亲那样经营辛苦、利润微薄的制造业，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我也根本沉不下心来。”张瑞凡说，他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周游全世界”。
另外一个接班难的原因是，老一代浙商也并不希望他们的儿女继续吃他们那样的苦。温州华通机电集团总裁李成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目前，在温州的一些中小企业家群体中，有很多人认为做生意是最苦的行当，他们“是决计不希望子女继续吃这份苦的”。
“拿着几百块钱去做生意，站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李成文表示，这是很多民营企业创业时的状态，即使到了现在，很多老板们依然夜不能寐，“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是常事，哪有‘坐机关、吃皇粮’轻松啊！”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最新发布的《2005年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披露，该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存活率不到五成。报告显示，2004年浙江每天约有240家民营企业注册登记，但同时，每天也有130家企业注销关闭，存活率仅为 45.83%。
“尽管已基本形成完善的企业制度，大型民营企业接班的第二代工作起来也并不轻松。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由于事必躬亲，且行业多属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相当激烈。没有充分的准备，年轻人是不会轻易接班的。”李成文说。
尴尬的职业经理人
家族化传承难以延续的情况下，浙江的民营企业开始探索引入职业经理人。
但尴尬的是，无论是政府的推动和企业的自主行为，在浙江一些家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中，成效似乎并不是很明显，甚至连空降的职业经理人最后还是因种种原因而黯然离开。曾一时引起轰动的温州两大财团——中瑞财团和中驰财团，重金聘请的两名职业经理人都只在财团待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悄悄离去。曾担任中驰财团执行总裁的王绍庭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完成原始积累后的温州人很难放心把自己的资产、企业交给请来的人去经营管理。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民营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的“难以放心”，除了企业家自身的素质以外，还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健全以及优秀职业经理人缺失有关。
“父亲也曾经想过请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企业，但那么大的家业，他还是不放心，企业的生产、营销和财务分别掌握在几个亲戚手中。”张瑞凡坦率地告诉记者。
李成文介绍说，在他所接触的企业中，有一个年逾六十的企业家，由于子女不愿回来继承家业，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企业正面临着效益滑坡的尴尬。“等创业者年纪大了，结果只有两个，要么被淘汰，要么把企业转卖。”李成文说。
张瑞凡说，等父亲真正老了，他也许会回去。“但我还没有想好我该怎么做，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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