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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
中国商界，偶像鼎盛。韦尔奇、郭士纳、迈克尔·波特、德鲁克面目如昨，他们的书籍仍在施布中国商界、启智中国商人。尽管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的“韩式商道”也曾澎湃过中国商人的心扉，但集总来看，劲健“西风”导引中国商界思维，确是不争的显态事实。然而，开门揖拜的直接后果可想而知，“神化”之后是“神话”。
柳传志是中国商界的榜样，他怎样积聚商道真谛？口口声言欣赏盖茨，推崇韦尔奇，敬重施振荣，但柳传志居于私宅耐心研读的却是刻意购进的全套《清史》。2000年联想分拆，柳传志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一书中探寻智慧，乱起萧墙、九王夺嫡的历史典故让他记忆犹新、不寒而栗，进而大彻大悟接班人“长计划、短安排”之道。“因人设事”是柳传志治企之精髓，看似与现代管理哲学相悖，实则另有玄机。
风靡一时的《杰克·韦尔奇自传》，到了中国南方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家绪手上，翻看10多页便束之高阁。自言从没完整读过一本企业经营管理书籍，尹家绪对西方管理理论相当不睬，在他眼里，所谓管理就是管好人理清事。
中国式管理，人始终是核心要素。关乎商道、人道久长；情动天下、关公在上。一扫《白银谷》阴霾，《乔家大院》终火，在基于乔致庸们那残存旧影的遥远回想中，不只山西商人的更多商业精英或得以重新拣拾记忆碎片。
诚信取利、以义制利是晋商的百年德行。迄今难解的谜团是，晋商风骨何以了然无踪、遗韵不再？晋商的勃兴与衰亡或可解读为一种历史必然，必然之中彰显商道废黜难以接续的断裂伤痛。
“留住所想，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商道即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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