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王 缨

　　上期谈到三家分晋，借随后魏国的发展情形，我们来看看一项事业的成败。

　　春秋时期，虽有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和越王勾践)，却都从硝烟中走过去了。春秋后期三家分晋，魏、赵、韩各世家实非等闲之辈，他们代表了当时由下而上崛起的一股社会新兴势力而跻身战国七雄，与齐、楚、燕、秦抗衡争锋。

　　这时期但凡能走向强大的国家，必定是做到了经济上求富、军事上求强、政治上网罗人才大胆改革。可这不过是后人的眼光，身处那一时刻，谁又能料到哪些决策一定成功，哪些手段或闪失，就必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呢？

　　其中魏国的事业盛衰，正系于君臣之交。司马光把它从三晋中挑出来重墨记载，很是耐人寻味。

　　文侯尊贤

　　战国之初，魏国曾无比强大。与赵籍、韩虔同时授封诸侯的魏斯，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魏文侯。其实到公元前403年正式封侯时，他已经在自己的权位上干了22年了。这就难怪，从实力到魄力，无论国君还是天子，也都不能无视魏文侯及其他两家的存在了。

　　成大事者，必有雄心或野心。现实中，野心常有，而胸怀不常有。但没有胸怀，就承受不了挫折，也凝聚不起人心。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创者，事业正在上升追求之中，自然纳贤若渴，需要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才。

　　卜子夏，是孔子“七十二贤”之一。东汉经学家郑玄就认为：“《论语》子夏撰”。卜子夏曾讲学魏国西河(今山西河津)，授徒三百。吴起、田子方、李悝、段干木、公羊高等等，都曾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魏文侯“问乐于子夏”，尊他为国师，一干人才，便尽收檐下。其中，段干木不为所动，终身不仕。魏文侯每次经过他的家门时都要手扶车轼，探身行礼；见到段干木后，攀谈起来更是“立倦而不敢息”。段干木虽然不入宫廷，却以儒师风范影响着魏文侯，而四方名流贤士则纷纷以文侯的大度洒脱，而汇集到了他的旗下。

　　然而纳贤不过仅仅是个开始，真正难的，是尊贤。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造成了对他人的伤害。魏文侯的成功恰恰还在于他懂得礼贤、尊贤。他做到了两点：1. 善于听取建议，也能够开诚布公地交流；2. 一旦发现自己错了，说改就改，转变得很快。于是，说名流贤士也好，唤群臣幕僚也罢，能与他交往自如，也就能竭尽全力地辅佐他的事业。

　　一天，文侯与同样尊为国师的田子方一起饮酒，他忽然说：“编钟的音乐有些不对，左边的音高了。”田子方微微一笑。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臣下听说，国君要懂得任用乐官，而不必懂得乐音。现在您精通而审听音乐，我恐怕您反而‘聋’于用人。”文侯频频点头：“你说得对。”

　　文侯派大将乐羊去攻打中山国，拿下后，便把那片土地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并得意地问众幕僚：“我这个主子怎么样？”大家纷纷赞誉：“好！仁君！”其中只有一个叫任座的直言：“不怎么样，您得到了中山国，没有封给您的弟弟，却封给了儿子，这还算不上贤明。”魏文侯立刻脸色难看，任座见势不妙，掉头就走。接着，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您是贤明的仁君。”文侯这回便问：“怎么说呢？”翟璜答道：“臣下听说：君仁则臣直。刚才任座的话如此耿直，我由此知道您的确是一位仁君。”文侯一下就转怒为喜，并且心领神会，让翟璜赶紧去把任座再召回来，并亲自下堂迎接，作为上客。

　　群臣拱卫

　　正是如此的君臣关系，也才使得李悝能在魏国施展才华，首开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变法运动”。变法的第一条，就是废除官爵世袭制，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这使魏国的新生势力具有了强大的凝聚性。第二条是“尽地力之教”，帮助农民提高单亩粮食产量，并要求“治田勤谨”，以增加新生政权的田租收入。第三条是实行“平籴法”，通过平衡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来稳定小农经济——这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再就是作《法经》六篇，它成为了战国时代一部捍卫新型政权的法典。可以说，李悝的每一项措施都是要使新生的魏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李悝与魏文侯最终成了心腹之交，文侯最机密的事情都要与他商量。一天，文侯问李悝(《资治通鉴》中称李克)：“先生，您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我现在想从魏成和翟璜两个人中选一个为相，您看他们俩谁更合适？”李悝不想随意加以评论，文侯坚持问，而李悝也坚持不谈，但却告诉了文侯如何去观察人。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看一个人，平时你要看他跟什么人来往，富裕时你要看他如何分配自己的财富，显赫时你要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窘困时你要看他决不做什么，贫贱时你要看他决不索取什么。李悝认为有这五条就足以提供对一个人的判断，哪里还需要我李悝说什么呢。文侯听后便说：“先生您请回吧，我已经选定了。”

　　后来，翟璜来跟李悝打听文侯到底定了谁作国相，李悝回答：“魏成。”翟璜立刻火冒三丈，忿忿不平地说：“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甚至您，都是我推荐的。我接触、推荐的人难道还不行吗？”李悝却答道：“你把我介绍给国君，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以谋求高官吗？……我推断是魏成，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俸禄后，他把十分之九都拿出来结交外面的贤士，只留十分之一做家用，所以他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为了国师，而你所推荐的五个人，国君都只任用为臣属。你怎么能跟魏成比呢！”翟璜听了以后很惭愧，再三道歉说自己失礼了。

　　吴起，也是我们熟悉的人物，战国初期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吴起善于用兵，也喜好功名。可他在鲁国一打胜仗就遭到群臣嫉恨。听说魏文侯贤明，他就前来投奔。文侯问李悝这人怎么样，李悝说：“吴起贪婪好色，但他的用兵之道连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比不了。”于是，文侯任命吴起为大将，让他去攻打秦国，吴起一举拿下了五座城池。吴起带兵，他可以和战士穿一样的衣服，一个锅里吃饭；士兵患了毒疮，他甚至可以亲自用嘴去吸吮排毒，士兵们甘愿为他战死。文侯使用了这样的将领并任他为西河郡守，以抗拒秦国和韩国。而吴起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为文侯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如此君臣关系，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每个人都有表现的机会和地方，而坦诚和公道，让他们得以相互消除误会，披肝沥胆。

　　离心而衰

　　魏文侯去世后，太子魏击即位，为魏武侯。国君年轻，国多疑难，老百姓心中揣揣不安，大臣们也不能齐心归附了。

　　这时的国相是公叔痤，娶了公主为妻，权势渐渐大了起来。他嫉恨吴起，他的仆人便给他出了个很馊的主意：“您去跟国君说，吴起是个杰出的贤能之人，但是我们国家小，我担心他没有长留之心。国君您何不作个试探，许诺把公主嫁给他。如果吴起不想久留，一定会辞谢的。然后，您再跟吴起一起回家来，故意让公主发脾气辱骂您，吴起见公主如此糟践人，就一定会辞了这门婚姻。” 一切都设计好了。吴起并不知道这位公主就是公叔痤的妻子，他是个刚烈汉子，果然辞了婚事。而魏武侯也从此疑忌吴起，不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遭到杀身之祸，就投奔了楚国——但在楚国帮助改革的过程中遭到了王亲权贵们的迫害。

　　多年后，魏武侯去世，儿子魏罃在争位中获胜，称魏惠王。虽然魏惠王注重发展经济，并且从称侯到称王，但是魏国的国力实际上在慢慢消退。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消耗，更重要的是魏国在人才使用上发生了重大失误。

　　实际上，这时尚不名世的商鞅在魏国，就在公叔痤的门下做事。公叔痤深知他的才干，到了自己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时，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他“年虽少，有奇才”，可以把国家交予治理。魏惠王不语，公叔痤就说：“如果国君不采纳我的建议，那就杀掉商鞅，绝不要让他出了国境。”魏惠王没把这当一回事，走了。公叔痤立刻把商鞅叫来，告诉他情形并说明自己必须“先君而后臣，让惠王杀了你”。劝商鞅赶紧逃走。商鞅知道魏国有庞涓，自己不会被重用，但他分析：“国君不能听从您的意见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从您的意见来杀我呢？”果然，惠王真的认为公叔痤是病入膏肓了，说话颠三倒四。于是，直到公叔痤死后，商鞅才托人把自己推荐给秦孝公，抒发了胸中富国强兵的计划，孝公大喜，从此与鞅共商国家大事。

　　魏惠王就是重用了庞涓——一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人，竟对师兄孙膑下了毒手。庞涓带兵攻打赵国，齐国的田忌、孙膑以“围魏救赵”之计重创魏军；庞涓再攻韩国，还是田忌、孙膑率军相救，用“增兵减灶”之计打败了魏军。庞涓最后拔剑自尽，到死也不悔恨当年自己加害孙膑的行为，反而说：“真让这小子成名了！”而此时，秦国变法，国力日盛。商鞅亲自带兵来攻打魏国，大败魏军。魏惠王得知败绩，万分吃惊和恐惧，只有献出河西之地向秦求和，并叹息：“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重在领导力

　　可叹啊！魏武侯有猜忌之心而丢了吴起；魏惠王轻率从事而错过了商鞅。公叔痤识才却忌才，他确实也建立过战功，但是排挤别人，圆滑而非真正尽心竭力，所以司马迁写了一笔：“公叔(痤)知其(鞅)贤，未及进。”司马光一字不差地照书了。而庞涓心狠手辣，终使孙膑背离魏国并予以反击。魏国这个时期的君臣关系实际是游离的，龌龊的。危害就在此——魏国再也没有实力独挡秦国了。

　　识才——用人，君臣交往，是如此地关乎事业成败！

　　人们研究了几千年，即使在今天西方管理中拿出了“人才测评”、“业绩考核”、“关键指标分析”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也仍然难以解决一个“人心换人心”的问题。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人才的品行了如指掌，要遍寻天下名流，关注他们的名声；又要在使用中考察他们的行为，知道他们的优劣所在；而法家以韩非为代表，则强调君主要“法”、“势”、“术”用于一身，完全具有驾驭臣下的能力，对奸臣尤其要酷罚。可以说，古今中外在识才、用人、君臣交往上已经形成了无数的学派和五花八门的“谋略”。这正说明，对识人的探索实在太重要，也太复杂，绝不能仅靠唯一的路径和方法。

　　但有一点是走遍天下的，那就是为君者，必须自己先要有胸怀、视野，尤其是自省的魄力和容人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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