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洋

　　飞机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我一人坐在虹桥机场一家餐厅的角落里，餐厅里的客人寥寥无几。我打开电脑，登陆到沃顿商学院的中文网站，浏览他们采写的一篇博客文章：三位“金砖四国”的企业家，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印度和巴西，面对采访记者就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谈谈中、印、巴三国在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情况的评论及预测。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印度人是感到庆幸的，因为他们远不像中国那样依赖出口；巴西人是踌躇满志的，他们认为自己以前做得不够好，但外汇储备充足，国门还应该开得更大一些；中国人则知道，如果自己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前三十年创造的经济神话和排头兵位置，金融危机最好早一点结束。

　　在我身边，包括我自己工作的外资企业，都时刻感受得到金融危机演变成的经济危机。许多企业关门，许多工人失业，以及处在同一链条上的其他行业受到冲击，都让我们感觉有些迷茫。我在想，也许很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对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面前的表现保持乐观，但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却有很多的疑问。

　　首先，企业关门导致大量务工人员返乡，这些原来是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口，因为沿海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有劳动力需求而离开农村和土地，他们像候鸟一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南北东西有规律地、大规模地迁移着，就业并致富的梦想不容置疑。

　　这似乎就是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没人想过它会突然改变。然而，似乎是一夜之间，大量的外地务工人员开始集体返回老家，仅深圳工厂集中的宝安区，今年的10-11月份就有大约200多万劳务工因企业破产和裁员返乡，甚至因为人流太过集中，造成这段时间他们至少需要提前五天才可以买到车票！

　　我个人一直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是政府决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作出的行动之一，那些依靠低廉劳动力赚钱的简单加工企业，会因此受到打击。同时，由于这部分企业消失，也会引起低素质、技能的务工人员因失业而离开。只有那些高附加值、人员素质相对也较高的企业才可以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一个渐进和可以控制的过程。

　　然而，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使这种变化来得过于猛烈，严峻考验着中国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潜力。如果说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剩余劳动力返乡就业和致富问题，政府也许可以同步解决，比如新农村建设、农村城市化改造、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拉动家门口的经济和就业。但是大量剩余劳动力突然返乡，一定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至今绝大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高科技企业都位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把生产基地迁往内地的设想和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远没有实现。那么农村劳动力去哪里就业？

　　其次，是关于拉动内需的问题。我个人相信，中国人总的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之前就提出支持自主品牌创立和重视国内市场。然而，国内市场的培育是需要很多条件支撑的，其中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消费需求的增长。

　　消费需求的增长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力，购买力又取决于收入和就业。中国的GDP分配，粗略地说是三个30%，即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国内消费。假如全球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出口创造的1/3GDP，很大部分要转向国内消费，在短时间内消化掉这么多产品，绝对是个巨大的难题。如果国内的就业形势受经济危机影响，而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又比较长，消费者怎么可能不减少消费呢？

　　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周，全国还在讨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浙江甚至提出要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500元。无奈的是，今天在新闻里看到国家决定暂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帮助企业应对困难，这表明，政府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失业、倒闭和拉动内需同时摆在桌面上，这正是中国当前正在面对的状况。对于没有任何应对经济危机经验的政府和企业家来说，2008年的冬天将比任何时候都要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