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国防的脆弱性

　　罗马军团是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劲旅，称雄于地中海地区数百年。但曾几何时，日耳曼部族竟在帝国境内横行，而这支昔日劲旅却束手无策。罗马军团何以沦落至此？

　　然而，公元3世纪以后，帝国内外形势转变，罗马军队渐无法应付纷至沓来的军事挑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帝国战略由“攻势”转为“守势”，渐失主动性，皇帝哈德良在不列颠北部兴建“哈德良城墙”(Hadrian’s Wall)防范苏格兰蛮族，又整修“日耳曼长城”(Germanic Limes)以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来防阻日耳曼部，最能显示这一转变。

　　其次，罗马国境绵长，难以有效防卫。自奥古斯都以来，罗马帝国大致维持30个“军团”(罗马公民组成)和30个“辅助军”(行省人民组成)，兵力大约25万～30万人。由于边界长达2万公里，罗马军团以步兵为主，军事上仅能遂行点的防卫，日耳曼人的骑兵很容易找到入侵缺口。

　　最后，军队素质渐差，战力下降。罗马军团一向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威名远播。但3世纪以来，罗马皇帝不时讨好军队，提高其物质给予，松弛军队纪律，素质渐差。皇帝塞维鲁还准许士兵结婚，并让家眷随住军营附近，影响到军队勤务。帝国末期，罗马士兵逃兵严重，部队长官又吃空缺，军团变得虚有其表，边防已实质上空虚。

　　外强中干的帝国

　　日耳曼人的入侵暴露出罗马帝国防卫体系的脆弱，间接显示了罗马帝国内部存在有结构性的弱点。

　　罗马自击败迦太基以后，很少再逢对手，帝国扩张似乎没有止境。直到公元9年，奥古斯都发兵征讨莱茵河北边日耳曼族的反叛，却在条托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战败，3个军团被毁。罗马帝国此后虽续有扩张，如公元43年征服不列颠与2世纪初征服北方的达西亚与近东两河流域区，实际上疆域改变不大。

　　3世纪时，罗马帝国疆域350万平方公里，国境线长达2万公里。帝国地理辽阔，种族庞杂，文化多元，与稍早前灭亡的以华夏族为主体东方汉帝国比，欲有效统治实非易事。

　　罗马人以少数统治多数，倚靠的是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与罗马驻军的武力威势。在“罗马和平”时期，罗马人固然能够有效维系其帝国，而一旦内部出现危机其统治优势就会受到挑战。

　　3世纪以后，接踵而来的压力迫使帝国调整策略。284年，戴克里先分帝国为东西两部，设一协同皇帝(Co-Emperor)于米兰，自己则镇守东方，两人共同治理帝国。戴克里先退位后，君士坦丁再度统一东西罗马，但并未解决帝国防卫的难题。

　　364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 在位364～375)自忖无法独力防卫帝国，再立其弟瓦伦士(Valens, 在位364～378年)为东帝，自己则为西帝，分别防卫多瑙河与莱茵河的边界。此后，罗马帝国逐渐走向东西分立。

　　罗马帝国走向东西分治似乎是势所必然。而这凸显了帝国结构的脆弱性。延伸到军事领域，是帝国后期政府动员能力下降。罗马帝国人口大约6000万，3世纪之前，皇帝随时都可动员10万兵力作战，但5世纪后，要征集3万人尚有困难。

　　对罗马人而言，服兵役本是一种特权与荣誉，因只有具公民权者才能当兵。罗马帝国也常予从军者以公民资格，吸引行省人民当兵。罗马的公民权意味着可以拥有财产和共有土地、担任公职等一系列权利。

　　罗马帝国人口虽然众多，但有免除兵役的特权者也不少。年轻人为逃避兵役，地主为保护劳动力隐匿兵源，政府常无法招足军队。罗马帝国的兵源枯竭，政府为了维持兵力，遂渐招募日耳曼人为兵。许多日耳曼人从行伍晋升为将领，掌握帝国军政权力，有些甚至被拥为皇帝。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 在位211～217年)为增加公民人数以扩大税基，公布《安东尼奥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帝国境内所有自由人“均为罗马公民”。这在军事上造成反效果，因为公民权一旦普及，就不再具吸引力，人们不愿应征从军，加深政府征兵的困难。

　　此外，帝国后期政府财经状况恶化，也加速了帝国的崩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军队与官僚规模大增、宫廷花费浩繁、战争费用不断增高，财政压力非常沉重。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经常贬值货币，致使工商业受到伤害；而为保障税源，政府加强管制企业，更扼杀了工商业的活力。种种原因，导致罗马帝国经济的衰退。由于经济的繁荣不再，这一个庞大帝国自然难以再长久维持。

　　从“古典罗马”到“近代欧洲”

　　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其帝国也不是一日即衰亡的。有关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朋在《衰亡史》中论其原因道：

　　罗马帝国的衰亡，乃是毫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而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其人为的支柱，其庞大的构造遂被其自身的压力所压垮。

　　吉朋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其“毫无节制的扩张”，是一个具有历史洞见的论断。在吉朋看来，罗马帝国的走向衰亡其实是势所必然，反倒是其“能存在如此长久，才更令人感到惊讶”。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从政治史看，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的灭亡，代表一统帝国(Universal Empire)在西欧地区的结束。虽然“拜占庭帝国”(Byzantium Empire)仍以“罗马帝国”之名，继续屹立于东方近千年，但西欧自此陷入长期的分裂、混乱局面。

　　然而，日耳曼族虽然摧毁了罗马帝国，却没有摧毁欧洲。他们的后裔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立国，逐渐发展成为近代国家。经历中古千年的摸索，欧洲逐渐从古典的一统帝国转变为近代的列国局面。换言之，罗马帝国的解体反成为近代欧洲国家兴起的契机，当今欧洲列国其实皆是当年罗马人眼中“蛮族”的后裔。

　　文化史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象征西方古典文明的结束，西欧自此陷入长期的文化低潮。不过，日耳曼人却在他们的新领地上，糅合古典希罗文明遗产、基督教文化与日耳曼人的传统，创造出一种新而活跃的“欧洲文化”。过去罗马人眼中的“蛮族”，变成今日文质彬彬的欧洲人。

　　这一批罗马文化的日耳曼继承者，不但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成功地重建，并且逐渐壮大。公元1500年以后，他们透过坚船利炮，再度发挥优势，从大西洋出发主导了世界500年。

　　杨肃献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